以1920年 “特里亚农和平条约” 瓦解的匈牙利: 理由,事件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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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评论(中文特刊),第 15卷,2019, 289-308页, DOI: 10.24307/psz.2019.0820

马卡伊•贝拉博士(Dr. Makkai Béla, CSc)大学副教授,卡洛里•加 斯帕加尔文教大学(该 Email 地址已受到反垃圾邮件插件保护。要显示它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 JavaScript。)

结束第一届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系统将千年的匈牙利王国瓦解为几个部分,将其 三分之二的领土(匈牙利语人口的三分之一)奖励给帮助在民族自决基础上诞生 的邻国。第二届世界大战后,大国又将这种令人震惊的决定施加给被迫到战败方 的匈牙利。本论文在数百年历史的背景下总结该难以恢复的挫折的理由、事件以 及对整个中东欧产生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匈牙利王国、奥匈帝国、《特里亚农条约》、小协约国、少数民族保 护、少数民族、同质民族国家、一体化、自治权


瓦解理由

在九世纪末,来自东方的游牧匈牙利部落在喀尔巴阡山脉盆地加入了天主教, 建立了国家并且成功违抗了拜占庭和各种名下组织的德国帝国征服者。圣伊什 特万(István)当时的王国是一个中等大的强国,其独立地位由教皇在公元1000 年赋予的王冠代表。开国国王圣伊什特万的王室,即阿帕德王室与欧洲最大的王室建立了亲属关系。只有1241年的蒙古入侵才能给这个具有相当大军事力量 的富国造成严重损失。从这时候开始,许多外国民族落户于这个土地,匈牙利 成为了他们的家乡。奥斯曼帝国的征服是在14世纪末达到了我国和西方基督教 的南部边界。但匈雅提•马加什组织好的文艺复兴国家1及其“黑军”和加强的 边界要塞系统直到15世纪末为止坚固保护边界。然而,在马加什国王逝世之后 爆发的内部冲突,1514年的农民战争,尤其是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惨败告终, 动摇了国家的根基。在王位继承争议中,土耳其征服将国家分裂为三部分(被 选为国王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西北部、国家的中部地区是由奥斯曼帝国征服 的,而在东部的是依赖于土耳其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匈牙利的领土为期两 百年成为了战区。

据我们历史学家当前的看法,我国这次战败于土耳其和被瓜分是匈牙利的“ 第一次特里亚农事件”(Pálffy,2015)。证明这一看法的是,自那时以来,中 欧地区原领导民族的命运随后一直是在国外决定的(在维也纳、伊斯坦布尔、 罗马等),而匈牙利的经济、精神和道德资源被强国意图、政治斗争,特别是 绝望的自卫争斗所耗尽。由于摧毁、人口移民或被杀害,国家的中部平原地 区成为空寂的了,而在围绕盆地的喀尔巴阡山脉保护下生活的各民族(斯洛伐 克、卢森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在不断地战争中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熬过了 这段时间并且显示出健康的人口增长。同时,从土耳其逃离的南部斯拉夫人和 罗马尼亚人不断地涌入了这个地区。维也纳有意识的移民政策进一步转变了国 家的民族分布结构。该政策不仅旨在增加帝国的税收和提高防御能力,又旨在 以捍卫匈牙利贵族宪法名义控制经常发起民族起义和独立运动的“反叛的匈牙 利人”。由于这种对偶过程,在驱逐土耳其人(1718年)之后,匈牙利人在自 已国家只占人口的三分之一。2但在夺回的地区,再也没有办法站稳脚跟,因为 奥地利统治者禁止匈牙利人返回被视为战利品的,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与此同 时,大规模地安置“可靠的”天主教德意志人在这里,3在南部边境组织的边防区 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民族也获得了许多特权。这种制造不合政策 为在边境地区不断增长且加强的各种民族成熟和实现建造民族的目标提供了机 会(Gulyás,2012:217-224)。

18世纪末的民族觉醒源于这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和文学浪漫思潮。过去具有自 己国家的“伙伴民族”克罗地亚,以及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在形成的民族意识 中其喀尔巴阡盆地土著渊源占了主要地位。因此他们称,源于东方的匈牙利人是 将“和平的斯拉夫人群”分裂为三部分的“野蛮人群”4。在这个时代,唯一独立 的斯拉夫国家,假定俄罗斯帝国的领导或赞助的加盟或独立方案陆续诞生,这并 非巧合。5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斯拉夫族人口力量,6以及以源于浪漫感知的高贵 血统试图证明其与具有匈奴-突厥起源意识的马扎尔人是同等的。7斯洛伐克作 家杨•科拉尔(Jan Kollár)宣扬的泛斯拉夫主义学说对我国少数民族很鼓舞人 心的,但同时,对(在1849年体验到,Pax Russica即俄国强权下的和平到底是什 么滋味的)匈牙利人而言,造成了威胁。

匈牙利贵族在18-19世纪之交,利用其在县级政府中的政治经验,发起了 反对王朝集权意图的公法斗争,这场斗争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相互 交织。改革解放了巨大的精神和道德精力。政治精英计划中最具影响力的一 点是大多数贵族特权的自愿放弃(例如免税),宣布负担的公共负担,这 为国家目标的斗争赢得了大量群众基础。事实上,少数民族利益是一致的, 反对维也纳的德意志化政策,民族也符合改革者匈牙利人的利益,并将其 视为榜样;与此同时,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敌人形象来定义自己的民族特性(Sokcsevits, 2004:131-154),特别是因为自1844年,匈牙利语成为了国家的 官方语言而放弃了拉丁语。与其竞争的各个少数民族-部分是为了自卫-寻求 奥地利皇帝的联盟,这导致了匈牙利革命和1848-1849年独立战争期间的武装冲 突。这些冲突在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情况下具有内战的性质。因此,在镇压 捍卫合法选举产生的匈牙利政府中,不仅有“欧洲警察”沙俄参与,又有漂流向 反动派维也纳的少数民族参加。

在撕打哈布斯堡帝国权威的匈牙利独立战争后十年,奥地利帝国被法国皮埃 蒙特联盟迫撤退。最后,在1866年,在经历一次快速和羞辱性的失败后,普鲁士 迫使它从德国联盟推出。哈布斯堡王朝终于从西欧的权力中心被推到了东欧的边 缘。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皇室于1867年同匈牙利政治精英达成了妥协,而匈牙 利政治精英从长远来看,有两个选择:以转型形成联邦国8方式试图与少数民族 和解,或者在报复和暴政中的被动抵抗二十年后,利用但并不滥用皇室的困境, 选择使用平等的权力分享制度。经选择后者,即在短期内需要较小努力和给予较 多利益的方案,奥匈帝国诞生了,因此就如奥匈帝国首任外交部长称“德国和匈 牙利元素团结起来,反对泛斯拉夫主义”。9

当然,帝国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种谈判感到满意。维也纳举办的斯拉夫大会与 会者主张要建立五个国家形成的联邦国。然而,虽然新的公法体系反映了瞬间的 权利体系,但被证明是个复杂而僵化的结构,10多璃河流域的各民族并没有形成 有机的经济和政治团结。更没有形成精神和心里共同体:数百年来以匈牙利影响 的共同历史的记忆大为褪色。帝国似乎只是由天主教群众忠于王朝的感情、百万 人组成的军队、超国家的贵族、高级教士和官员的“铁箍”、大资本家的利益以 及对两个邻国,即在扩张的沙俄和成为帝国的德国的恐惧箍紧的。

现代化的挑战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11导致了不平等竞争,但很明显,民族主 义政治家反对奥匈帝国的批评,对分权的民主形式和社会正义的口号往往是由获 得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赤裸裸的动机驱动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给西方民族国家 充填力量的民族主义在奥匈帝国一直是一种分裂的力量。因此,为了建立独立的 国家和影响西方舆论,一些南斯拉夫和捷克政治家称奥匈帝国为“民族的监狱”(Makkai,2012)。

显得在1867年成功的匈牙利政治精英,从长远来看,错误地判断了其机 会。虽然为国家的所有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权利(无论语言、种族或宗教如 何),但还是试图像西方国家一样坚持“统一的匈牙利政治民族”的想法。唯一的例外是拥有八百年发展史的享有广泛自治权的“伙伴国”克罗地亚(见1868 年第三十法律)。奥地利政治家奥托•鲍尔称(Otto Bauer),匈牙利人不同 于“无历史的”民族,有组织国家能力而且在历史上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的而做出 了牺牲。

欧洲史无前例的民族法(第1868:ILIV法)也反映了这种看法。起草这项法律 的委员会近一半是少数民族组成的,然而他们关于人口比例代表体制的提议没有 列入法律。其原因在于(根据时代的自由精神)适用于每个匈牙利公民的自由权 利都是个人权利。而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注意到他们的自治教会组织以及大 家族和父权社会组织,要求集体权利。在匈牙利不利的人口状况以及在泛斯拉夫 主义的真实或想象的威胁条件下,有可能破坏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此同时,该法 律真诚地旨在实现和解,并慷慨地规定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权利,12即使,其 不少内容没有成为实践。最重要的是,当在村庄和州的任何一个民族人口达到20 %的阈值时,在文化、行政和司法领域提供了广泛的语言使用权利。

举例说,在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州里,没有实现少数民族领导制度,而且该法 律的实施细则也没有制定。那个时代自由主义逐渐丧失重要性的这一事实,对匈 牙利少数民族政策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那些过度索要权利的,13但没有通 过法律的激进派少数民族领导人的责任也对此负有责任。

最后,尽管没有任何意向把他们置于次要的地位或任何侵权,少数民族政党 为了抗议而推行了 “被动”政策。当他们又决定积极参与政治时,在世纪之交激 烈的政治辩论中,他们要求政府全面执行该法律。但是这时候,匈牙利政治精英 做出妥协的意愿也下降了14;其理由当中有不少元素,如政府稳定、人口增长势 头良好、生活水平异常迅速提高15以及庆祝匈牙利王国成立一千年等。

由于壮观的经济文化发展和持久的和平,新一代政治家产生了一种自满情 绪。同时,低估了在议会中,由于选举权狭窄而较少的少数民族能发挥的政治 影响力。16他们的行动(就像新兴的农工运动一样)被视为颠覆性的,而且也 无法抑制大规模移民(例如使用针对性的社会政策)。有时暴力的竞选活动、 所萎缩的斯洛伐克文化机构、民族主义者总理班菲(Bánffy)政府期间的学校 关闭、地名和人名的匈牙利化以及建立“III/3部门”以监督少数民族政治家和 新闻界等,在少数民族将其所遭受的感知的和真实的损害带到国际论坛后, 在国外也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以1848-1849年独立战争创造世界历史的匈牙利 人民的国际形象这样急剧恶化了(Jeszenszky,1986)。特别是因为一些著名 的外国公关人士,如英国罗伯特•威廉•塞顿-沃森(Robert William Seton- Watson)和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以及作家和诗人如挪威诗人比约恩斯彻纳·比昂松(Bjørnstjerne Bjørnson)成为了与民族宣传相关的抹黑攻击的舆论领袖。匈牙利政府没有重视“残忍”匈牙利化的不公正 指责17,也没有认真对待左翼政治势力,有影响力的共济会阶级斗争性或要改 善世界而批评的侵蚀性影响。对于来自另奥地利议会和新闻界的,为政治利 益提出的批评也是如此(尽管在奥地利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和在匈牙利以内占绝对多数的匈牙利人那样试图维持他们日益减少的权力) (Zöllner,1998:334,337)。在一般情况下,主要由斯拉夫天主教选民支持

的奥地利政府也难以应对在议会阻碍(和街头)斗争中团结的反对派。在捷克 失败形成三国联盟后(1871)18,采用激进方法的年轻捷克人,不妥协的意大 利国土复归运动,波兰人强大的国家建设愿望、再加上1875-1878年的巴尔干 危机加剧的南斯拉夫问题等因素迫使推进昂贵的(但却没有起到各民族和解的 作用的)同步行政管理制度以及1907年的男性普遍选举权。然而,纳税最多的 德意志人以帝国“拥有者”的自我意识继续要求领导职位。分权的许多受损者 认为,格奥尔格•芬•荀纳若(Georg von Schönerer)的大德国合并计划才是 解决方案。19

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国际形势也恶化了。在十九世纪80年代末和二十世纪 初,奥匈帝国同奉行“民族团结”战略的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开打了长期的关 税战。由于未经认真的外交准备,1908年10月并吞了,受1878年柏林大会许可 尔统治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因此不仅引发了南部的斯拉夫人,而且还引起 了 “东道国” 土耳其和斯拉夫保护者俄罗斯的部分军事动员。而且,尽管自1882 年以来意大利且自1883年罗马尼亚成为了同盟国的成员,两个国家都谴责了这 一单方面的行动,并加强了领土收复主义运动。难怪,奥匈帝国参谋长康拉德• 冯•霍滕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 —再呼吁对其不稳定的盟友进行预防 性战争并非巧合(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二者在奥匈帝国背后 放了冷箭)(Zöllner, 1998:333, 335)奥匈帝国王朝的扩张将国内的紧张局势也 加剧了。20虽然王太子及其顾问制定了就将帝国改为联邦制国家的计划,但仍无 法缓解紧张局面。21

然而,当时最优秀的匈牙利政治家已意识到,利害攸关不在于通过不合逻辑 地获得更多领土而增加少数民族的数量,而在于奥匈帝国及其内的匈牙利王国能 否生存。在欧洲军备竞赛中的对武装力量进行争论和一些可耻插曲之后,被认为 帝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蒂萨•伊士特万伯爵在战争前夕与罗马尼亚人,克罗地 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发起了和解谈判。22然而,这些谈判的结果不足以赢得寻求建 立自己国家的,精心设计的少数民族精英。23

奥匈帝国以及其内的匈牙利王国的分崩离析

不久后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权力形势,为集中 在帝国边缘的民族解脱,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为了扩大资源,协约国以获得大 量领土的承诺,说服了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政府背叛同盟国。24然而,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和捷克政治移民的领导人也加入了扩大国家领土的竞争。他们承诺采 取各种颠覆性行动用以削弱奥匈帝国腹地,甚至表示开展军事行动也有可能。 在1915年春天于伦敦成立的南斯拉夫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建立联合的联邦南斯拉 夫国家外交运动,而主张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团结的捷克外交委员会几个月后在巴黎开始运作。两个相互竞争的组织提出了远远超出其民族边界的领土要求(Zeidler,2009:21 )。

在年老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后,在1916年即位的卡尔四世为了避免进一步 的战争困难而在1917年三月份提出同协约国单独媾和,但是没有成功。然而, 几天后,美国以取代陷入深刻社会危机的俄罗斯而参加协约国成为了交战方。随 着1917年4月6日的宣战,战争发生了转折,并且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 1月8日于参议会发表的讲话中向全世界揭示了战后处理的原则。他的14点计划 还包括了奥匈帝国的维护,但要给其统治下的人民自治权。25英国也基本上同意 了这一方案。最早提出瓦解奥匈帝国的是俄罗斯,但只有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 基和平条约签署后,德国的中间欧洲计划成为了威胁而且同盟的奥匈帝国被置于 军事监督的事实也标志着德国政府这方面的意向严肃时,协约国的政策才发生 了转折。26法国试图通过削弱德国的盟友和建立自己的联邦制来减少“德国主导 欧洲”的危险。对于两者而言,奥匈帝国的分崩离析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 案。鉴于这一切,于1918年1月7日下令在法国成立移民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仅 仅半年多后,大国盟友跟着其榜样,认可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理事会(就这个组 织的一个领军人物发出了这样的口号:“粉碎奥地利-匈牙利吧! ”)。这样 事实上向奥匈帝国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给出了绿灯,因为基本上与捷克-斯 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移民政治说客结了盟。表明已改变的局势是,美 国国务卿兰辛拒绝接受奥匈帝国联合外交部(于1918年10月4日)提出的停火 说,为少数民族提供自治作和平的基础已不再足够,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Zeidler, 2009:22)。

这个外交失败协助(于10月31日)任命匈牙利对协约国友好的和平主义 者卡罗伊•米海伊(Károlyi Mihály)伯爵及其反对派政府。对和平的渴望 挫败了军事士气,而且供货不足也致腹地骚动。10月23日,在卡罗伊伯爵的 领导下,匈牙利民族委员会成立,所谓的“翠菊国民革命”爆发了,匈牙利又 复活了。但是少数民族也开始行动了 ...克罗地亚于10月29日决定终端与匈牙 利近800年历史的法律关系。斯洛伐克民族理事会于10月30日宣布与捷克民 族合并,而国家南部的塞族在11月25日宣布加入塞尔维亚王国。随后于12月 1日,匈牙利罗马尼亚族,以及一个月后,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民族大会也 都宣布加入罗马尼亚王国。这些未经授权的论坛得到了塞尔维亚、捷克和罗 马尼亚军队的有效的支持。在1918年11月份,几乎不管协约国意向,攻击 了这个无法自卫的国家,占领了匈牙利领土,以便确定最有利的军事分界线(Lipcsey,2009:46-47)。

与此同时,卡罗伊政府一直在拼命地试图巩固国家内外情况,首先是以组织 公共服务和恢复立法能力。他宣布匈牙利共和国的成立,很幼稚地希望民主地处 理问题、政府的合法性以及遏制入侵的军队,所以与协约国巴尔干指挥部签订了 一份羞辱性军事协定。贝尔格莱德公约(11月13日)几乎没有军事理由,因为同 在解体的奥匈帝国订立帕多瓦停火协定已有效,外国军队没有驻扎在匈牙利领土(Zeidler,2003:31-32)。然而,为了赢得获胜者的宽容,匈牙利代表团接受了 对南部边境的不利占领方案,开始撤离和裁军从前线无序返回家园的数十万匈牙 利军队,甚至给协约国军队让给了显著的资产。27然而,以这些善意但不负责任 的步骤,卡罗伊政府在获胜者眼中并没有变得更加像样的,但却让国家在军事方 面变得易受攻击的。与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各方就国家的联邦重组进行的谈判、 给卢森尼亚和德意志少数民族单方面提供的地方自治制度都没有成功。不像斯洛 伐克民族理事会,对匈牙利友好的代表部门同匈牙利延迟订立的自制协议带来 的结果更少。协约国仍然没有承认卡罗伊政府以及继任的拜林凯伊(Berinkey) 政府,并且没有阻止前进的,很显然要让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 面临既成事实的塞尔维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军队。在1919年3月份产生的威克斯(Vix)通牒28命令匈牙利军队割让进一步的领土,被迫撤回到国家的三分之一领 土。这幅悲剧性的场面暗示着将来的政治边界线。政府看到对协议国友好政策彻 底失败而拒绝接受该通牒并辞职。

与此同时,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卡罗伊授权社会民主党组建政府,同时希望 得到国际劳工运动和苏维埃-联俄罗斯的支持。在新一届政府里,匈牙利共产 党的代表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这两个政党合并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 国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Kun Béla)作为“兄弟”俄罗斯的盟友,提议通 过谈判按威尔逊人民自决原则解决协约国的领土主张。29这时候,协约国派扬•克 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an Smuts)元帅来到布达佩斯,要他让匈牙利接 受一种有利一些的军事分界线。然而,对于任何匈牙利政府来说,这样也无法 接受的条件也没有达到目标,因此,为了施加压力而巴黎指挥部允许罗马尼亚 部队到蒂萨河为止占领匈牙利东部。在1919年4月16日启动的罗马尼亚军队前进 被刚组织的红军成功拦截,而在国家北方,捷克军队在几天内也被抛回民族居 住区的边界以外。

然而,国家的物质和军事力量不够长期抵抗占有多倍人数优势的军队。所以 在受到法国总理兼和平会议主席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发送 的最后通牒性电报的影响下,指挥部从重新夺回的地区撤出了军队。威胁性和承 诺行外交敲诈的撤军瓦解了军队的士气,再也未能对抗进一步的攻势,而罗马尼 亚部队没有在军事分界线停止,并且于8月3日和4日在没有任何反抗条件下入侵 了布达佩斯。然而,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并没有等到入侵,于8月1日辞职并政府大 多数成员出国了。将上任的工会政府被一群由罗马尼亚支持的政治冒险者于8月7 日逮捕了。国家被分裂为六个分别管理的地区,并且陷入混乱状态。这时候,巴 黎为了尽快实现和平而委托英国外交官乔治•拉塞尔•克莱克(George Russel Clerk)帮助组建匈牙利合法的联合政府和作为先决条件而设法让罗马尼亚撤 军。他使命结果是1919年11月份(在一些严重事件后30),罗马尼亚部队从首 都布达佩斯呵呵多璃河-蒂萨之间的区域撤出。几天后,胡萨尔卡罗伊(Huszár Károly)的政府成立了,并且在(12月2日)终于受权在巴黎和谈出现在战胜国 代表面前。

在巴黎和平会议上

由艾伯尼•艾伯特伯爵(Apponyi Albert)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于1月7日 抵达巴黎(这位伯爵因其对德国友谊和1907年提出的传播国家语言的议案 而名誉扫地)。代表团团员当中有后来都担任过总理的拜特伦•伊士特万(Bethlen István)伯爵和泰莱基•帕尔(Teleki Pál)伯爵。自公布克列孟梭 (1919年6月13日)的通牒以来,他们都很清楚,将可能失去国家的一大部分 (Zeidler,2003:74-75)。然而,意外进展是要为“伙伴国家”奥地利要割让

领土,重新绘制欧洲最古老的(一千多年的)边界线。31国家领土三分之二, 人口 58%的分割、军队大幅度缩减和严厉赔偿条款使剩下的国家自给自足能 力产生质疑。在此之前一年,邻国人民不择手段的领土主张已被提交给专家 委员会。随后诞生的所有三个继任国家都要获得以匈牙利语为主人口居住的 地区和工业区。(例如,捷克人试图将匈牙利恰罗克兹区、塞尔维亚将佩奇 煤盆地和罗马尼亚将匈牙利大平原的东部边缘,以铁路线的战略意义为借口 获得,声称对其有合法权利。)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实质上意大利,也 都认为小型盟友的要求,直至民族居住区界限为合理,但法国的立场势不可 挡。与此同时,把对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战败国,因所造成的损失迫使他们承 担赔偿责任,是战胜国的共同内政利益和愿望,但对中欧地区获得影响主要 是法国外交的志向。这里可能是因于1871年将(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阿 尔萨斯和洛林被兼并对德国感到的“神圣仇恨”32也发挥了最用。这样看来, 对法国而言,削弱德国,限制其报仇的可能,也许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同样 的,不让德国找到强有力的盟友反击,也是其利益。所以分裂了奥匈帝国和 奥斯曼帝国,就因为这个原因以进一步的土地分割惩罚了保加利亚以及对这 些国家适用了巨大的赔偿制裁。另一方面,他们还打算让波兰、捷克斯洛伐 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制止苏联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扩张。所以,以严重 处罚一个敌对国家,将其领土割让和物质(赔偿)给六个盟友,因而施慧于 他们,似乎是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了。

在1月15日收到的和平条件比匈牙利代表团想象到的还要差多,所以他们 在到达时给大会专家提交了专业化方案,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能稍微抵消 由少数民族往往粗暴伪造的(事后,决策者本身也质疑其可信度的)数据和 激进的宣传性论证。匈牙利立场是优秀演说家,艾伯尼•艾伯特伯爵表达了 (Szarka,1998:285-297)。第二天,(由各国元首和大师组成的)最高理 事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艾伯尼伯爵用英、意、法文三种语言发言表示,所制 定的文件不可能接受,不适合形成公平和持久的和平。他指出,依胜利者权 利做出的这份裁定与匈牙利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成比例。在所有的战败 国当中,对一个没有完全独立的国家,没有机会参与和平进程并说明立场 的国家适用了最严重的领土瓜分处罚。他还批评违反民族原则33:近五百万 个匈牙利和德意志人的命运任凭继承国摆布。大规模解雇匈牙利教师和官员这一事实也证明政治歧视。他建议在受控框架内举行公投34,认为,这才是 最恰当的做决策方法。他还提到,国家独特地理单位的优势,能简化统一的 管理。他最终还提到,暴力解决导致的报仇精神和镇压少数民族会带来安全 风险(Szarka, 1998:285-297)。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萨维里奥•尼蒂(Francesco Saverio Nitti)受到了艾伯尼伯爵尊严论证的影响,而英国首相 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对证明匈牙利陈述的数据表示感兴趣。作为回 应,匈牙利首席谈判官向观众展示了地理学家泰莱基•帕尔(Teleki Pál)制 定的所谓的“红地图”。这个地图显示了 1910年人口普查按比例缩放的数据。 其新奇性在于无人居住的山区和草原是以白色标注的,所以匈牙利人在喀尔巴 阡山脉盆地的民族空间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尤为突出。在所看到的和几天前提交 的文件基础上,英国代表团在意大利支持下建议对边界线和一些经济问题进行 重新谈判。然而,尽管匈牙利代表以大量的证据补充了其附上地图和统计的修 正方案,由于僵硬的法国立场和小盟友的强烈抗议,最终还是坚持了原条件一 步不让。然而,这个引起认可的全面和专业的文件只足以对金融问题施加稍微 宽松一些的条件和通过一些不影响实质性内容的表述方面的更正。5月5日, 匈牙利代表团收到了这个文件和法国新总理亚历山大•米勒兰(Millerand) 的附函。其中提出,确定边境的委员会有可能修改他们认为不公正的边界线(然而,与匈牙利舆论的高度期望相反,这个条款仅涉及一些村庄边界的确定(Zeidler,2009:37-39 )。

匈牙利和平代表团认为,这个文件是不可签署的,所以辞职了。然而,鉴于 国家的困境,匈牙利政府未能拒绝签署。这个长达一刻钟的外交活动是在6月4 日,于位于凡尔赛宫西北部的大特里亚农宫发生的。代表匈牙利的福利与劳工部 部长和受权大使两个无关重要的官员在和平文件上签了名。在签字当天10点钟, 匈牙利的生活停止了:各家公共机构和娱乐场所关闭了、交通停止了、各处都下 了半旗,钟玲和空袭警报器响起了。整个社会都在悼念。

和平条约的影响

无情的强国出于其利益施加了极其严重的和平条件,而匈牙利很惊慌,目瞪 口呆地接受了和平条约。匈牙利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惊愕:国家(不包括克罗 地亚在内)失去了67%的领土35,胜利者以瓜分国家丰富了六个邻国36因而 产生了匈牙利成为了欧洲唯一与自己接壤的国家(图1、)这一特殊况。国 家人口从18,264,533人降低至7,615,117人(Vizi, 2016:910)。分裂地区的居 民中的三分之一是匈牙利人,而且三分之一的匈牙利人沿着新的边界聚集在 一个地方生活。这些剧烈的决定背后无疑有了专家和最高决策者层面的反匈 牙利主义影响。然而,采德莱尔•密克罗什(Zeidler Miklós)给出令人信服 的例子说明,这些负面偏见只能根据当前权力利益的范围占上风(Zeidler, 2009:30-31)。 37

主持和平谈判的各方当然非常清楚,匈牙利民族不会轻易接受如此程度的肢 解,因此在军事上也做出了让匈牙利不可能反击的措施。像其他战败国一样,匈 牙利被要求大幅裁减军队。最高人数为35,000人的雇佣军对只允许被用来进行维 护和边防工作,所有现代武装(装甲、水军和空军)部队全部解散,其原有装备 被没收。匈牙利被禁止设立军事参谋部,以及禁止采用军事征用和补充的手段。 在弹药方面也只允许补充消耗。和平协议非常细致地描述军事上的赔偿条款,在 财务上只写了冻结国家收入这一条,并在之后判定2亿黄金克郎,作为战利金和 占领的花费。第十一和十二章当中为铁路和水路交通的条件(虽然大部分铁路运 输工具已经早早被罗马尼亚军队“抢救”出了匈牙利)。38和平条约在整体上规 划了匈牙利与列强之间、与新生国家之间和新成立的联合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与 外交关系,其中包括公民和财产关系的相关规则。

巴黎和会不可否认的减少了欧洲处于劣势民族的数量,但即使这样,建立在 帝国废墟上的国家仍旧有多个名族(比如捷克斯洛伐克里,德国人比斯洛伐克人 多)。为了平衡这一不确定性,战胜国们制定了少数名族保护条约机制,但是该 机制不涉及到战败的列强,就连匈牙利周边新生的邻国也以最大的努力规避该机 制的规则。即便对被隔离土地上的少数民族进行平等对待,是长期维持和平机制 的最佳保障,新生国家都明里暗里地采取粗暴的同化政策来建立单一民族国家, 以求将获得的土地“永久地”掌握在该国的掌控之下。即便对被隔离土地上的少 数民族进行平等对待,是长期维持和平机制的最佳保障,新生国家都明里暗里地 采取粗暴的同化政策来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以求将获得的土地“永久地”掌握在 该国的掌控之下。在该问题上,应该部分归咎于国际少数民族保护机制前后不一 致的运作,因为该机制只对所有诉求当中极少数案例做出了裁定,其裁定结果当 中也很少偏向于有诉求的少数民族(Romsics,1998:204-213, 227)。

巴黎和会在地区的经济形势上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当时参加1919年和平会 谈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 M. Keynes)在会上提出了相关的 顾虑(Keynes, 2000)。因为严重的原料匮乏和国土直接出现的加工业产能过剩 都对匈牙利经济运作造成了难以应对的问题。此外,从新生国家被驱逐的40多万 名匈牙利人也需要匈牙利政府提供援助,这些人在火车车厢里和紧急住房中度过 了长达数年的时间(Csóti,2002)。个别曾经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因为这一 冲击沦落成了边远地区(Kovács,1990)。因为新生国家采取封闭式的,自给自 足的经济政策完全打翻了当时在中东欧地区经过数百年形成的良好的分工机制和 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机制,其造成的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留有余波。

在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斗争中形成的和平制度未能够长久维持。失落和愤怒 的心情渗透了整个社会。抗议游行和悼念仪式不断地进行。匈牙利社会所有的政 治方针都呼吁对这一惩罚性的安排进行重审。这些政治主张当中最大的分歧也不过体现在对土地要求的大小罢了。对主张领土收复主义的社会机构提出的不切实 际的目标,国家政府一方面试图加以控制39,另一方面又希望充分利用到其政治 目的上(其中一部分为了淡化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为了支持条约重审政策)。

后来多个和平谈判时的决策方也承认了匈牙利重审需求的合理性。然而,在 1920年代末,报业巨头罗瑟米尔爵士(Lord Rothermere)发起的国际性运动未 能获得成果,虽然匈牙利政府愿意从之前强硬的立场让步,不是要求收回匈牙利 原有领土,而是根据语言区域建立人道主义的政治边境(Romsics,2003:238-239 )。各列强因为不想调整自给自足原则,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之前所犯的错误并 需要付出政治责任。各列强因为不想调整自给自足原则,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之 前所犯的错误并需要付出政治责任。被涉及到的新生国家也形成了军事政治联盟 (小协约国)40,为了防止失去战后获得的领土。这些国家实施的邻国和少数民 族政策方针为“因为我曾经伤害过你,所以我视你为敌”。如此,想要为重审和 平条约而找到一个妥善的方法变得非常困难。这一场对欧洲和平没有太大推动作 用,反而推动报复战争的和平机制不久后,因为德国再一次的侵略行动而宣告失

败。第三帝国即使在盟国的所有努力之下,于1930年发展成了经济和军事强国, 并成功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之后通过与不满足于自身领土面积,推崇法 西斯主义的意大利联盟,并获取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地区当中领土争议 的决策权力。也要感谢西方国家忍让的态度,德意仲裁团在1938年将今天斯洛伐 克地区当中,大部分居民为匈牙利民族的地区判给了匈牙利。41在这之后外喀尔 巴阡州也回归了匈牙利,该地区虽然在比例上匈牙利民族居民较少,但是因为历 史联盟关系,与波兰重新接壤是首要的战略利益。42

1940年夏季,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谈判无果之后,双方均接受了强国的 仲裁决策。以此,北特兰西瓦尼亚和有匈牙利民族居住的塞凯伊地被判回归匈牙 利(第二维也纳决议)。431941年4月南部的巴赤喀、德拉瓦索和穆拉科兹也回 归匈牙利。44讽刺的一点是,德国将该地区各国之间具有领土争议这一点,利用 到了与苏联战争上面,一步步逼迫互相竞争的国家提供一次又一次协助,否则将 做出让竞争方国家得益的仲裁决定。

因为和平条约重审而违心被迫参战的匈牙利再次成为了战败国。因为周边 新生国家的渲染,将共罪的烙印深深地盖在了匈牙利民族头上,虽然所有周边 国家都曾对德国提供过协助。作为领土抗争的报复举措,匈牙利少数民族的 机构、宗教和文化团体不断遭受的攻击和其实对待在战后上升到了种族肃清 的高度。罗马尼亚的马纽卫士团体采取了报复行动(Gábor,2016:104-105) ,南斯拉夫至少有2万在册公民被处死,已达到震慑当地的匈牙利民族的目的(Arday,2002:145-146)。属于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大批撤销匈牙利民族的 公民身份,并将数万人驱逐出境和数十万人强制迁居,并强制收取其财务来达到 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目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因此而认为可以根据特里亚农条 约所述来修改匈牙利的边境,之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专家们甚至提出了一个独立 特兰西瓦尼亚的主张,但是在停战协议当中体现的还是1920年的边境图。外长理事会1945年9月份的会议上认为唯一有可能调整的,只有匈罗边境的个别地方。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则坚决反对这个提议。匈牙利和平谈判代表团仍然试图争取获 得一块22平方公里,之前完全由匈牙利民族居住,之后因为罗马尼亚政策已有部 分罗马尼亚居民的土地,但是匈牙利未能获得足够的外交支持。虽然基于相关原 理的提议会造成一种现象,迫使留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匈牙利人人数相当于留在匈 牙利境内的罗马尼亚人人数。这个不是太符合原则,但是在时间上颇为有效的方 法将会接触匈牙利被单方面勒索的状况,并且迫使新生国家维持更高比例的匈牙 利少数民族居民。但是在决策时,比起人道主义和平衡,决策者还是选择了“大 国的智慧”。在1947年巴黎的和平谈判上,在决定争议问题时通常会选择受到 更小阻力的一边,决策者非常讽刺的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 尼亚协助德国的实施忽略不计,并单独制裁匈牙利一个国家,并决定保留1920年 强制性和平文件的土地分割条款。其中的区别是,本次代替之前人民联盟的联合 国并没有像在一战后制定少数名族保护机制。以此让匈牙利再次被称为“民族国 家”的邻居们获得勇气,成功实施原来多民族人口的单一化,以此,再次将该地 区各种之间的关系跌入低谷。45在境外的匈牙利人成为了该政策的俘虏,他们就 像德国人一样,面临着比之前更加艰苦的命运。

如此度过几十年之后的遗憾结局,就是匈牙利在喀尔巴阡盆地的人口减少 了三分之一,同时邻国各民族的人口(因为同化政策的关系)几乎翻了一倍(Kocsis、Tátrai, 2015:34)。

特里亚农条约后时期

沦为替罪羊,被掠夺和羞辱的匈牙利民族因为特里亚农条约遭到的冲击和其造 成的后果而产生了长时间的扭曲。对这一个分裂认知,不公正的状态就连到了 政策体制改革时期,也未能获得解决。在多次尝试无果之后,为了统一在境外 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匈牙利青民盟政党时期颁布了相关政策(如匈牙利证件、 优惠法律、以及双重国籍的实行)(Vizi,2016:203-235)。为了教育对民族 问题变得中立化的新一代,也为了提升社会凝聚力,该党派创立了“民族团结 日”的节日(在特里亚农条约签署日)。匈牙利作为母国在境外匈牙利民族社 区和机构的维护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与邻国政策当中不仅作为支持匈牙 利民族的势力(比如支持实行少数民族自治法),但也诚心致力于与邻国的和 平共处,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些努力在欧盟的地区合作计划当中得到了物 质上和道德上的支持。虽然在之前民族共同遭遇造成的自我认知扭曲46需要经 过数十年才能回复过来,同时也需要时间来缝合与邻国之间在过去数百年共存 过程当中互相蒙受的伤害,我还是认为现在就有必要在特里亚农条约百年纪念 日的当口上提出这个问题:少数民族忠实的公民行为,当地多数民族大方的, 保障自治民族发展的政策是否能够在多璃和中段的盆地中创造相互理解以及和 谐、合理的合作关系?

虽然目前尚存在偏见和互相猜疑,但我们可以客观地判断,在境外的匈牙利 民族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和法律限制,并且持续持有建设性良好表现。捷克斯洛伐 克、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也没有采取任何领土收复主义,冒险的行为(同时母 国也没有行动)。在政治体制改变时期,匈牙利人是民主体制的提倡者和推动 者,无论作为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在少数民族竞争当中,匈牙利民族没有使用任 何东西欧少数民族常用的极端手段,而是完全相反!如此,匈牙利民族不是该地 区的安全风险,而应该被看作为促进稳定的因素,光是因为境外匈牙利民族的双 重属性,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促使匈牙利民族的人愿意去了解多国的文化,语言 和思维。根据以上论证我们有理由期望,在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利益群体中,本着 互相尊重和谦让的精神,匈牙利和非匈牙利人能够共同成为喀尔巴阡盆地和平发 展共同未来的创造者。

备注

  • 1.同时也作为今天捷克、奥地利、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地区。
  • 2.在马加什国王时期,国家74%人口为匈牙利族,(如果算入克罗地亚那么66.1%)。到1790年该比例下降到了31.5%(Kocsis、Tátrai,2015:6-7)。
  • 3.移民获得了五年免税、自由搬迁权、免费建筑木材和播种(Kollega Tarsoly,2011:33-34)。
  • 4.匈牙利人迁居到克罗地亚的行为被克罗地亚媒体成为“蒙古入侵”。
  • 5.卡尔洛曹(今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塞尔维亚大主教蒂芬•斯特腊提米罗维奇(Stevan Stratimirovió)于1804年给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送了一份提案,其中请求在一位罗马 诺夫王子领导下解放塞尔维亚并且将匈牙利南部也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区划分到塞尔维 亚领土(Gyetvai,2015:62-63)。
  • 6. 1910年他们是帝国的相对多数民族(46.6%),而在狭意的匈牙利王国当中的占比只有 25.8%。1910年,勉强超过三分之一的莱塔河以外人口是讲德语的(Pándi,1995:184)。
  • 7.斯洛伐克是根据大摩拉维亚公国的思维,克罗地亚则跟随罗马人之前的伊利里亚人,罗马 尼亚人按照好战的达科民族的传统,并同时宣称自己为罗马文化的继承人。很快便出现了 主战的政治计划,作为达科-罗马延续论。1838年在土耳其-俄罗斯统治下的瓦拉奇雅诞生 了主张分裂特兰西瓦尼亚的大罗马尼亚统一计划。
  • 8.科舒特在1849年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作为匈牙利自由战争第一领导人,他希望与罗马尼 亚代表签订的“和平条约”就体现了这一点。在移民时期,他与多名同伴提出了多瑙联邦 的想法,为该地区人民提出了能够获得长期利益的解决方案。
  • 9.该段出自于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Friedrich Beust)(Vadász,1998:233)。同时两个处于 领导地位的民族就算在1910年的共同比例仍然到达了(43.5%),略低于斯拉夫民族人口 的共同比例(46.6%)(Pándi,1995:184)。
  • 10.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设一个政府和议会,外交和军事,以及为以上两项提供保障的财政 由共有部长管理,但这些部长不属于帝国议会,而是属于一个60-60人的代表团,最终需要 为领主负责。这个机制在运行上造成了众多障碍,并遗留了很多封建社会的旧习。
  • 11. 1913年匈牙利人均GDP为435克朗克罗地亚为304克朗。奥德各省为790克朗、捷克各省为 630克朗、在沿海各省为450克朗、克莱尼思亚和达尔马提亚为300、加利西亚和布克维尼亚 为255 (Katus,2012:473)。
  • 12.在县级和州级文化、行政和司法领域上保障了广泛的语言使用权。保障法律的正式可靠翻 译成各民族语言并进行公布,任何语言都可以成为司法机构档案的语言。法院和村庄,团 体和协会通过其自己语言沟通。县级和教会事务,学校的教育可以任意选择语言进行,只 有与国家政府接触时必须使用匈牙利语。法律还另外规定,在民族比例情况合理的地区, 教育机构必须设立少数民族学院。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公民或者团体还可以通过自己设立 的体制和财务基础建立高等学院(Katus, 2012:347-350)。
  • 13.批评该法规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人要求自治地区的官方语言为多数民族的语言。罗马尼 亚方面进一步要求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也须使用罗马尼亚语,在政府中需要加入罗马尼亚 部长,并在个部级单位加入罗马尼亚事务司,在议会加入罗马尼亚语发言,并要求建立独 立大学和独立罗马尼亚军队(Katus, 2012:592-594)。
  • 14.虽然在这几十年里又诞生了数条属于此类别的自由派法规,比如1868年克罗地亚协议,东 希腊信仰,为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卢森尼亚人的宗教自治创造了条件,或者因为在之后 的教会权益争斗而创造的法律规定分割教会和政府,并完全解放犹太教。
  • 15.奥匈帝国在半个世纪时间里,匈牙利的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为2.7%左右,这符合德国的增长率。也就是当时欧洲国家当中只有丹麦和瑞典发展速度高于匈牙利(Katus, 2012:472)。
  • 16.匈牙利千禧年1896年的系列庆典上,被盖上了重兴中世纪匈牙利大国的幻想,这使得之后定居在匈牙利的民族的历史角色、他们的贡献无法得到实际的,公正的评价,他们的忠诚 被完全与匈牙利政府的优惠待遇挂钩。
  • 17.毫无疑问,匈牙利民族人口增长明显超过了其他民族。这里有三大原因,一是匈牙利民 族的繁殖率更高(主要是因为更低的死亡率),因为迁居而导致的人口流失也主要影响 到住在国家边缘地区的民族,在民族混杂的外地地区通过同化而增加的人口(同化犹太 人、斯洛伐克人和德国人),到了1910年,匈牙利民族人口比略超过半数(54.4%)。可 以证明该同化非强制性质的一点,是匈牙利少数民族对匈牙利官方语言的普及度只达到了 23% (KSH, 1920:164)。
  • 18.政治精英中一部分支持了捷克人的倡议,将奥匈帝国变成与3个发达的捷克省“同级别的” 三极地区,但令人担心的是,波兰、意大利等方面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很快的在克罗地 亚人圈子里又生出了一个基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文化背景的实验性政治 主张(Zöllner,1998:319)。
  • 19.所谓Anschluss (德奥合并)之后只有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在1938实现。
  • 20.克罗地亚在无法实现大克罗地亚统一计划之后,又将目标转为南斯拉夫合作。匈牙利方面 提出的意义,是两个省是通过共有财政部管理的,而该省的归属是由费伦茨一世考虑到匈 牙利王国在中世纪的历史而做出的划分。
  • 21.帝国西部地区改革成为联邦国的决议,由新国王兼皇帝,卡罗伊四世在1918年10月16日宣 布,但是帝国在那之后的几天里分解成了多个民族地区。
  • 22.蒂萨•伊什特万(Tisza István)是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之后反对开战的人士,他称即使战 胜,也会导致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人口增加,这对保障国家领土造成更大的威胁。
  • 23.罗马尼亚少数民族政治家伊万•斯拉维奇(Ioan Slavici)的发言中,彰显着毫无疑问的分 裂主义意图:“不要以为可以通过聪明的话语和善意的举措赢得我们。我们根本不希望匈 牙利政府对罗马尼亚人民好,我们希望看到大力压迫的举措,因为我们寻找的不是一致意 见,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需要制造分歧。”(Raffay,2015:56)。
  • 24. 1915年4月26日在伦敦与意大利人商定了南提洛事项以及伊斯特里亚半岛和达尔马琪雅部分 的分割。与罗马尼亚方面在1916年8月17日,在布加勒斯特商定了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和其他 由匈牙利人居住地区的分割计划,涉及土地一直延续到迪萨河为止。
  • 25.因为意大利的要求,对民族边界做出了一些调整,同时呼吁恢复波兰的国土,同时对奥匈 帝国政治边境提出了疑问,但没有质疑帝国本身的存在权力(Pándi,1995:280)。
  • 26.弗里德里希•堪曼(Friedrich Naumann)的中欧计划诞生于1915年,并从斯堪的纳维亚到 高加索勾画了一个巨大的德国经济影响区。该地区人民对德国经济的依赖可以清楚的从计 划中看出(Zöllner,1998:369)。
  • 27.巴尔干战线的总指挥官并没有权限划分涉入匈牙利民族居住区域的分界线,也并没有遵守 他自己强制的协议。反而,卡罗伊(Károlyi)则完成了他的所有要求。毫无策略地将多瑙 河下游地区战胜指挥官,麦肯森(Mackensen)将军在回家的部队也拘禁了(其实,在抵 抗侵入国家的罗马尼亚中,本来会受益匪浅)(Nagy,2019)。
  • 28.费迪南德•威克斯(Ferdinand Vix)中校是协约国布达佩斯的联络人(Zeidler,2003:69-71 )。
  • 29.库恩•贝拉(Kun Béla) 1921年3月24日发给巴黎和平大会的信件(Zeidler,2003:71-72)。
  • 30.在“和谈”过程当中发生了严重的暴行(647人在非战争行为中丧生),征用和破坏所造成的价值达90亿黄金克朗。好在邦德霍茨(Bandholtz)将军阻止了匈牙利国家博物馆文物的 掠夺(Lipcsey,2009:104)。
  • 31.千年边境包括西北捷克和东-东南的罗马尼亚边境。
  • 32.法国总理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 “共和国派的思想需要团结,法律和争议将 谴责暴力和贪婪”(Vadász,1998:119 )。
  • 33.证明他论证的是,匈牙利有不到3百万罗马尼亚人(包括200万少数民族),并分割给了 10.3万平方公里土地到罗马尼亚,同时730万匈牙利人只留下了9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 34.捷克总统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Tom᧠Garrigue Masaryk)作为著名的民主派政治 家,想要避免举行地区性的全名大选,因为他可以肯定的是,不仅会失去纯匈牙利民族的 地区,就连斯洛伐克人也会支持分裂回到匈牙利(Popély,2010:190-191)。
  • 35.领土修正只发生在1921年,在西部边界举行公民投票,导致肖普隆市及其周边地区再次成 为匈牙利国的一部分。
  • 36.随着1947年的巴黎和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苏联(奥地利,斯洛伐克,波兰,乌 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这一数字变为8,随着港口城市 Fiume与克罗地亚的关联,意大利失去了“受益者”。(外喀尔巴阡在1920年至1939年属 于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和1944年又属于匈牙利,而到1991年为止是苏联的一部分,而今 天属于乌克兰。)
  • 37.另外可证明该论述的是,没有实际履行巴黎和会决议的美国总统Wilson在1912年作为新泽 西州长宣布,必须阻止匈牙利移民入境,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连中国人都不如。在匈牙利 民众认知当中错误的地方,是特里亚农边境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反匈牙利情绪导致的,当然 该情绪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残酷的领土分割的主要原因,是所有的专家会议都单独 进行,每个提议里面都增加了一些“谈判的余地”,而匈牙利没能参加准备期间的策划工 作,而匈牙利代表团抵达时提交的方案意味着之前长达数月的谈判需要重新梳理,所以匈 方的意见在已经进入谈判工作最后阶段的各方眼里没有被重视(Cartledge,2010:81-94)。
  • 38.据克莱克代表团1919年10月23日的报告,罗马尼亚人剥夺了被占领土地的交通运输工 具,因此燃料和食品供应基本上成为不可能了。在他们撤军之前,具体夺走了 39,395匹 马、1302格火车头和34,160个列车车厢(Lipcsey,2009:91,111)。
  • 39.举例说,在1921年五月份,外交部长班菲•密克罗什(Bánffy Miklós)以威胁外交利益为 由,要求政府对领土收复主义组织加强的监督(Zeidler,2009:107)。
  • 40.关于新国1921年和1938年之间的合作见Ádám,1989。
  • 41.1938年11月2日第一维也纳决议使11,927平方公里的土地回归,其中有106万名居民,其中 84%认为自己是匈牙利人(Romsics,2003:246; Zeidler,2003:315-316)。
  • 42.1939年3月实施的土地回收过程中,通过匈牙利人的协助大约10万部队成功从德国和苏联的 夹击中逃脱。该片土地上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路斯尼亚人,但他们因为匈牙利总理的提议曾一 度获得了实施地方自治权的机会,当然之后因为战事未能实现(Romsics,2003:246-247)。
  • 43.1940年8月30日生效的决议归还了4.3万平方公里土地给匈牙利。1941年的人口统计结果表 明,当时匈牙利境内的匈牙利民族人口占比52%,罗马尼亚人口占比38%,德国人口占比 10%(Romsics,2003:248 ;Zeidler,2003:317-318)。
  • 44.在1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为103万人,其中39%自认为是匈牙利人、19%是德 意志人、16%为塞尔维亚人。巴纳特,主要由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被纳入德国管理 (Romsics,2003:251 )。
  • 45.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没收财产,限制语言和文化权益,共同权利剥削,强制迁居,甚至还 包括大规模屠杀(比如在南斯拉夫1944-1945年冬季)。如今主要居民仍为匈牙利人的乔洛 克兹(大日特尼岛)和塞凯伊地目前仍然无法得到自治权力。
  • 46.可以很好说明扭曲现象的一点,是在第一次维也纳决策之后,一年间匈牙利自杀 比率从千分之29.3下降到了千分之23.6。在当时的欧洲从未有过这么大幅度的下降 (Romsics,200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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