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特伦巩固时代” 的经济表现

公民评论(中文特刊),第 15卷,2019, 309–324页, DOI: 10.24307/psz.2019.0821

伯爵拜特伦•伊什特万博士(Dr. bethleni Gróf Bethlen István) (1946年 克卢日-纳波卡-2018年布达佩斯),前匈牙利民主论坛(MDF)议 员,经济学家,前任总理拜特伦•伊什特万(Bethlen István)的后裔。

在所谓的特里亚侬“和平条约”中,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匈牙利因经济合理性而被 判处死刑。在此情况下,拜特伦•伊什特瓦(Bethlen István)伯爵于1921年成立 了其政府。在绝望的情况之下已至1923-24年为止成功恢复了公共财政的平衡,在 此之后匈牙利经济就开始迅速发展。今日的匈牙利发展与20世纪20年代的“巩固时 期“出现了一些相似之处。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高峰时期,欧盟的普遍预期 是匈牙利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将很快在希腊之前崩溃。在此背景下新当选的政府引进 了由经济部长毛托尔奇•捷尔吉博士(dr. Matolcsy György)及其同时开发的经济 秩序,该秩序与自由主义制度基本相反。由欧尔班•维克托尔(Orbán Viktor)领 导的青民盟(Fidesz)的压倒性胜利结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匈牙利的权利性影 响,类似于1926年在所谓的拜特伦时期我国重新获得了其经济和金融独立性。

《经济文献杂志》(JEL)编码:B25, N14
关键词:拜特伦-政府、拜特伦巩固时代、特里亚侬和平条约,截断的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引言

接着2018年4月份获得三分之二的议会席位的巨大胜利,欧尔班•维克托尔博士 (dr. Orbán Viktor)现已可以在连续第三个议会任期内形成政府。因此在公众中再次出现了与很长一段时间由一位政府首脑指导该国命运的早期时期的比较理论。外国的例子也表明,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概念只能在其领导者能够长 期留在决策岗位的前提条件下成功地转化为政治实践。此发生在德国,当时康拉 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于1949年至1963年不仅在废墟的基础上重新建 立了国家的西部地区,得益于社会市场经济的伟大理论和实践,德国人民的伟大 工作能力,但尤其是由于与获胜的盟友大国不同的信念,即该政治家在彻底失败 后能够说服国家关于重新恢复的可能性所导致的“经济奇迹”。从第四共和国的 全面政治,道德,经济和公共法律的彻底破产中,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领导了心爱的法国并在1957年至1969年间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功。1979年 以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能够成功地打破从工党继承的并 且主要由英国工会引起的经济混乱在英国,但作为总理十多年来,他不仅在经济 领域改革了自己的祖国。

在匈牙利方面当然出现蒂绍•卡尔曼(Tisza Kálmán)的姓名-其自1875年以 来连续15年不间断地指挥匈牙利王国的事务-,但最主要人物的还是拜特伦•伊 什特万伯爵。一方面是因为他通过10多年的总理工作对其政府时期起到了显著的 影响,因此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一直称它为“拜特伦时代”。另一方面,像于 2010年欧尔班,维克托尔不得不从由过去八年的不负责任的政治化所导致的经济 破产救出国家一样,拜特伦•伊什特万伯爵在其身上携带着特里亚侬一个看似坚 不可摧的负担应承担,根据国内外专家一致意见为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即恢复 该被截断的国家。

特里亚农‘‘和平条约”

自签署所谓的特里亚农“和平条约”近百年过去了。该名称是犬儒主义最屈辱的 表现,因为它与西半球普遍接受的法律定义相矛盾。此地理环境的所有文明及有 教养的国家的法律制度均基于两千多年的罗马法。即使对于盎格鲁-撒克逊-在 许多方面显示着显著差异-的法律制度来说也是如此。源自Corpus Iuris Civilis(罗马法典)的普遍接受的定义将条约概念被解释为“两个(或多个)缔约方一 致的法律声明”。但巴黎周围的“和平条约”并非如此。战胜大国只是将他们的 决定转达给匈牙利的和平代表团,考虑到真实事实的实际谈判根本未发生。

尽管匈牙利高级代表阿波尼•阿尔伯特(Apponyi Albert)伯爵在其使用文 学水平的法语,后来完美的英语和意大利语,虽然年纪很大还是站着与围坐在 桌子边的克莱蒙梭法国总理,奥兰多意大利总理以及劳埃德乔治在英国首相之前 发表讲话,用许多数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来证实匈牙利的立场,指出“和平条 约”的毫无根据和不公正性质,均为徒劳。该一无与伦比的修辞表现以及在拜特 伦•伊什特万伯爵和泰莱基•帕尔(Teleki Pál)伯爵领导之下的匈牙利代表团 通过我国各个地区最优秀的专家编制并提交给战胜大国的庞大数据集均未引起任 何的关注。泰莱基•帕尔(Teleki Pál)伯爵在国外被誉为他这个时代最杰出的 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之一,他制作了著名的“红色地图”,准确与具体标志着匈牙利王国的民族构成,按住宅区细分,用红色标志着纯匈牙利的区域;就成 为了该普及名称的来源。如果决策者们只是对此地图进行研究的话本来就会查 明,匈牙利邻居国依据为“和平条约”最终文本的诉状有多么的虚伪。获胜者不 仅没有争取公正的解决方案,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创造真正的和平。如同英国和平 代表团团员,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凱恩斯勋爵(John Maynard Keynes)发现整个会议的假意,表示抗议并辞职,他这么说:“在巴黎周边我 们并不是为和平而是为下一场战争作出准备” (Keynes,1920:47)。因此在政 治和法律层面就在特里亚农作出的,并命令在处于弱势状态的匈牙利王国强迫接 受的,推翻“条约”几千年来普遍已用概念的决策只能以“和平命令”来形容(Raffay,1990)。

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国家

虽然近几百年已过去了,匈牙利公众舆论明确察觉到在特里亚农千年匈牙利王国 三分之二以上的领土和匈牙利人口的三分之一被撕开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残害破坏性的经济后果鲜为人知,情况非常严重,因此该被 截断的国家被国内外的专家一致视为经济上为不可行的。然而,匈牙利王国在历 史上无先例的经济掠夺“不仅”在二十年代直接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在今 天,过了近一百年后匈牙利经济的决定性特征为在所有显著的自然资源-除了部 分热源之外-其基本原料,丰富的矿产资源均被剥夺的基础上,应当从只能以庞 大努力减轻的劣势出发并经得起巨大的国际经济竞争。

这些几乎不可思议的损失的主要数据是什么?在原料资源方面出现了戏剧性 的情况。通过夺走克雷姆尼察,什佳夫尼察,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巴亚马雷, 雷西察以及在那里的冶金中心所指称的“和平建设者”毁坏了匈牙利的金,银, 锰,锌,铜开采行业,当前和今天这些原材料对该行业一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就黄金和白银而言这意味着全年开采总量为3百万英担的开采原料均被失去 了。在其他采矿产品方面,我国的损失非常严重。以英担表明,每年的损失数 据如下:在8200万褐煤中剩下3600万,1100万黑煤中剩下8百万,1250万铁矿石 中剩下2百万,原有的10.5万铜矿石,3百万金银以及2.5百万盐均不能留下给我 们。取走了我国位于尼特拉,特兰西瓦尼亚和梅吉慕捷的油井和天然气田,由于 能源消耗的增加,其重要性尤为重要,这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此外, 年度产量达到1.7百万马力能源的水力发电厂至少90%,从此以来其所有权归 “继承国”拥有。在温泉和矿泉水方面该比例为70%,在高海拔疗养胜地和水疗 中心方面为90%。

我国在农业方面遭受的损失也非常严重。失去了为广泛畜牧业构成基础的郁 郁葱葱的高山牧场。位于巴奇考,巴纳特,鲍劳尼奥与大日特尼岛的最优质的 农田被偷取了;其结果是,在20世纪初,匈牙利的农业产量没有达到战前水平 的一半。平均而言,面包谷物,饲料等生产面积的60%以上已被丢失了。匈牙利大部分耕地已被添加到新人工形成的邻国:匈牙利耕地以25公亩单位计算的 关键部分被转移到新人工成立的国家:2500万耕地中的1500万,550万的草地中 的400万,680万牧场中的500万,60万葡萄园中的22.5万,150万森林中的134万 部分。失去了如此巨大比例的森林是非常可惜的,不仅在数量方面,在质量方 面也照样如此:松树林占树木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山毛榉占50%,橡树占20% (Lőkkös,2000)。匈牙利从欧洲最大木材出口国一下子成为最大的进口国, 在此必须考虑到木材在建筑业,工业界的重要性。牲畜损失:730万头牛中210 万头,240万头马中 90万头,750万头猪中 330万头,850头羊中240万头留在我国。

1920年以前匈牙利有4688家工厂,其中2075家成为邻国的战利品。在工业部 门中,木材和造纸业遭受的损失最大:木材加工用金克朗计算的1860万中失去 了1450万,在造纸业的500万中失去了300万的“产值”。1铁和金属,纺织品和 服装业,食品和化工工业由于集中在布达佩斯的特征“只”减少到一半,但绝大 多数的原材料被移动到被截断国家的边境外,因此,这些行业的进口需求成倍增 长并且给已经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带来了额外的负担。由于在原料资源方面出现 的戏剧性局面矿石产量下降到十分之一,铁冶金下降到低于三分之一的水平。另 外,坐落在剩下的首都以及其他于1919年夏季被任意占领地区的工厂长期被罗马 尼亚军队掠夺,拆卸与搬运了,如同25年之后的苏联“解放军队”。匈牙利先 进的农场,消费者及信贷合作社也遭受了严重损害:在5630所中,只有1800所 留在我国新界限内。匈牙利王国先进的运输网络也被“和平制造者”大大削减, 并产生了长期后果。在2200万公里的铁路网中,仅剩下800万。离布达佩斯到边 界的纵向系统中建造的所有主要道路都被特里亚农边界切断。在此背景下,过 了一百多年后在中国的帮助之下才能实现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线的建设工 程。在49,420公里的州和市政道路中,31,887公里的所有权由胜利国赠送给新形 成的国家(Lőkkös,2000)。

特里亚农和平条约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瘫痪以及与战争遗留问题一起导致了巨 大的通货膨胀,大规模的失业以及整个人口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对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人来说,社会各界的人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失去了收入的巨大部分;其中中 产阶级不得不放弃原收入的五分之四,其当时为最严重的情况。1919-1920年冬 天最为艰苦,全国人民因缺少燃料,热食和保暖衣而受冻挨饿。其看似无望的局 面进一步更加恶化:来自被分裂地区的35万多人民被新国强迫离开了自己祖国成 为难民。

社会和解政策

可追溯到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自由经济观点看法的代表者,一般不 会以经济状态与社会心理状态相互对比检查-根据其专注于个人亦即个体的 观点简直否认其存在2虽然这种关系显著决定了特定国民经济的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代表民族破坏力量的各方有意识地致力于质疑普遍道德价值观 (Raffay,1990)。此外,这场战争极大地侵蚀了国家的道德状况。1921年4月份拜特伦政府在构成经济基础的资源已被剥夺的情况下,患有缺乏对可操作性至 关重要的道德社会及在和平框架条件中可靠性缺失的,以及被拚入在小协约国铁 拳中的状况下,开始了以国家之力的英勇顽强的工作。新总理认为,以此便于恢 复处于全面被破坏及混乱的经济,创造社会和解是第一个最紧迫的前提。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拜特伦•伊什特万伯爵的内部政治,此就是:在当时 时期的限制内他一直致力于社会和解,迄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用重拳立即移 除了打算报复,在1919年理事会共和国期间遭受红色恐怖支队的动乱,并且在 打击反犹太主义方面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直到当时在匈牙利历史上不为人知, 前所未有的全国恐怖事件引发了合理的愤慨。在人民公社的领导层中,以及在 不同的恐怖主义团体大量出现了具有犹太来源,但实际上完全是无国可归的与 无任何根源的,拒绝有3千年犹太传统的,以及与以色列信仰共命运的,仇恨匈 牙利传统和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与此同时,其主要覆盖于中产阶级和农民之 间源于深深绝望和脆弱的,成为反犹太主义的民情未考虑到一个事实,亦即不 赞同“革命”破坏国家政策的部分犹太社会也照样会遭受由血腥专制独裁所引 起的损害。拜特伦将对国家表示忠诚的犹太阶层视为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Tőkéczky,2013)。忠于自己的立场,于1938年在匈牙利议会上院,他是唯 一的人投票反对所谓的“犹太法律”。某些团体仍在使用这一主题来引发激烈 的争论。

以便巩固被截断国家境内少数民族属于国家体制的民族情感,他采取了示范 性的措施。与我国德国籍民族的领袖布莱尔•姚考布(Bleyer Jakab),20世纪 不肖被遗忘的人物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此来确保民族和平。作为籍贯为特兰西瓦 尼亚的人,拜特伦•伊什特万伯爵,在那里无论何时移民到该国和与犹太人的不 同层次共存都是很顺利的,因此他是位对民族宽容的支持者,但坚持要求不要威 胁匈牙利王国的完整性,如同邻国民族统一主义者也威胁了自己社会的发展。考 虑到当时的主流观点,20年代的拜特伦民族主义政策在欧洲层面也具有示范性, 如同现任匈牙利政府目前的政策。不幸的是,国际联盟(国联)对此问题的敏感 程度像今日布鲁塞尔委员会一样很低。每个成员国以民族为基础的欧盟认为,它 没有足够的能力创建该基本问题以全面及所有土著民族都可以接受的,基于真正 的传统欧洲价值观的法律制度(Wittmann、Graf Bethlen,1980)。

土地改革(拜特伦-璃吉奥塔迪(Bethlen-Nagyatádi)的握手)密封了全国农 民作为经济,政治领袖的认可,关于选举权的拜特伦-派尔(Bethlen-Peyer) 公约将社会民主党以及由其指导的工会重新提升至匈牙利政治生活中,如此再次 确保着产业工人的政治代表权。其与欧尔班政府为支持工会及工人利益制定法律 框架的措施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一般看起来,欧尔班政府的措施特意 旨在为将国家从二十年的(1998-2002年期间除外)经济衰退推动并且为经济和 金融发展确保社会背景。

“限制政策”和国外贷款

回到拜特伦时代,已使得开始运作的社会可以为其被截断的国家恢复至关重要的 激进经济和金融措施提供良好的基础和背景。首先,政府被迫提高税收和引入新 的税种。这种强制措施现在被称为限制政策,自然不受欢迎。然而,议会于1921 年5月份通过并生效的有关将所有大型动产和不动产应纳入财产税收是个确实有 典范价值的决议。其程度约占各类属性种类五年收入的20%。这项艰难的措施本 可以作为安塔尔(Antall)政府的指南,但不幸的是,于1990根本未实现。尽管 在所谓的“政权更改”之前及在其过程中“私有化”的巨额收入的来源,以谨慎 表达,是可疑的。1921年和1922年的税收增加并不足以恢复预算余额,因此公 共部门的雇员数量必须通过大量裁员来减少,初步超过11,000名人,然后在第二 和第三阶段又解雇了一万名员工,如同2010年后的欧尔班政府,幸运的是解雇比 例少得多。这项措施是非常痛苦的,但对恢复缩小到战前规模的三分之一的国家 结构而言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倾向导致匈牙利行政体系在两场战争之间成为欧洲 顶级和典范的系统,希望欧尔班政府类似的追求也会显示出同样的结果。然而, 即使这种强有力的干预也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和巩固,因此拜特伦应当尽他所能 以便或废除被压迫在我国之上无法执行的赔偿,或至少给国家提供二十年的延期 偿付期限(Beregi,1930:29)。

遗憾的是,虽然若干次将拜特伦•伊什特万伯爵叫成自己的榜样,甚至在此 方面也没有跟随他的前任。然而,于1990年本来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可以对抗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情的独裁统治无法执行的命令。当时的国际氛围站在匈牙利的 一边,是由于两个历史事件。1990年所有主要的欧洲和美国政客-无论属于哪 一个党派-生动地记得匈牙利1956年的独立战争,作为年轻时代决定性的体验, 听着广播新闻每天持续关注和关心匈牙利民族的英勇自由斗争。由1989年的泛欧 野餐3打开的匈牙利-奥地利边境以及通过它逃脱的东德公民的照片和报告进一 步增加了他们对匈牙利人民的同情。科尔总理向匈牙利提供了最全面的支持,作 为朋友看待安塔尔•约热夫(Antall József),但他可惜无法已足够的决心来利 用该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我们继续征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张,虽然已被证 明这些主张不足以对抗经济危机;反之会进一步深化它。由此,1990年在所谓的 “政权更改”时期,对匈牙利经济而言根本不存在恢复的可能性。欧尔班•维克 托尔总理在2010年之后的几年里即使在更加困难经济条件下,面临着实现不惜 一切代价的决心,想让匈牙利强制性接受并适用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使大家明 确意识到,匈牙利经济和金融体系只能通过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索赔而从危 机中解脱出来。4感谢欧尔班•维克托尔总理,玛托尔奇•乔治经济部长和沃尔 高•米海伊(Varga Mihály)财政部长他们的勇敢举动,通过不小的风险救出了 匈牙利并避免它被推到像希腊,或部分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越来越多“危机管理 包”的恶性循环中。由他们制定的新的,现已独立的并只考虑匈牙利利益的经济 和财政政策在其基本原则上与1924年之后的拜特伦•理论非常相似。

国际成功

拜特伦•伊什特万伯爵远离了自由主义者,匈牙利改革时代伟大人物韦谢莱 尼•米克洛什男爵(Wesselényi Miklós),塞切尼•伊什特万伯爵(Széchenyi István),科苏特•洛约什(Kossuth Lajos),戴阿克•费伦茨(Deák Ferenc) 和厄特弗什•约热夫伯爵(Eötvös József)连被自由主义者蒂绍(Tisza)家族遵 循的学说。在特里亚农时代匈牙利看似无望的情况下他认识到国家参与振兴经济 的决定性意义。1921年从小协约国和大协国的一边都遭受极大的压力。这与我 们匈牙利目前的情况是如此并行的。我们实际看到了,2010年新政府拒绝屈服 于他们的独裁统治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主管和非主管委员对我国表现的敌 意态度。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迫使匈牙利采取基于新自由主义教条的“一揽子措 施”,进一步加深危机,并拒绝接受欧尔班的“非正统” 5措施,尽管其取得了 如此其他欧盟成员国几乎做不到的成绩。

回到二十年代,当大协约国发现拜特伦总理真的采取一切措施使得国家能够 运转并且在此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时-尽管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匈牙利的 经济是不可行的-,就开始认真对待我国政府。即使最不友好的国家,法国的大 使向巴黎报导,匈牙利新政府是值得被支持的。英国外交部官员威廉•兰普森 (William Lampson)被派往匈牙利研究该情况声明,拜特伦伯爵是个认真,聪 明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愿意尽一切努力帮助其祖国通过艰难时期。在此特定的 情况下,实施任何更高额的赔偿都会增加中欧的金融混乱。在此之后,英国关于

给匈牙利提供20年的延期偿付条件表示了大力支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历史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有趣的转折点。1922年

以后外国投资者关于必要贷款的获得制定了一个前提条件,亦即超于1千英亩的土 地应征收的财产税,其中可用的50万英亩土地应用于国际贷款担保或甚至用于出 售给外国人。拜特伦•伊什特万伯爵立即放弃了该主义,一方面是因为打算在下 一阶段的土地改革利用这些土地,另一方面是因为学会了由以前的历史例子造成的 教训,即想要防止外国人在匈牙利经过购买获得土地(土耳其被赶走之后的,后来 随着拉科齐(Rákóczi)与184849年独立战争之后由维也纳引导旨在征用匈牙利土 地的当代“私有化”)。与现行土地法基本理念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危险尚未过 去,主要是奥地利商界和欧盟委员会希望迫使匈牙利打开允许外国所有者,并不打 算从事土地管理,仅想要推动投机活动以及土地买卖的外国人以便获得匈牙利土地 的大门。在此方面他们可以依靠卢森堡欧盟法院的积极支持,其到目前为止以多个 逆行于国内及欧盟法律仅仅出于政治动机的决定以最粗暴的方式介入了匈牙利的立 法。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保护我国最后巨大,价值连城的国宝。因此,有着合理的 必要使想要种田的匈牙利农民代替所有权在长期-甚至99年的-租赁的框架内获得 土地,因为依据我国历史宪法匈牙利土地归万能的国家所有在圣王冠的拥有下。6

直到1923年为止成功实现,人民联盟(正确名称为国际联盟)向匈牙利提供 总额为250万金克朗的贷款,另外,在英国的帮助,以及法国和小协约国的反对下全额可用于解决匈牙利经济问题而并不用于所谓的“战争赔偿”。与70年代 到2010年的时期相比,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IMF在匈牙利的贷款发生了什么事 情?这些款项不能用于还款,而只用于支付利息。在此还应该指出,考虑到自70 年代连续发生的贷款以及公平的条件,事实上匈牙利已偿还了贷款的多倍金额(Bogár等,2009)。一个国家不该用此方法脱离金融危机,其中请参阅希腊的 威慑实力。

示例性措施

拜特伦政府的税收政策也具有指导意义。由被许多历史学者称为根深蒂固保守派 的拜特伦领导层创建的税收制度内占总人口五分之四的工人,工匠,零售商以及 拥有低于一百英亩农场的人承担税负的45%,后来40%。在八百万人口的匈牙利 由150万人构成的中产阶级承担税负额外的约40%,上层阶级的5万人亦即总人口 的0.7%,大地主和上层中产阶级承担税负的20%。这些比例显示出一种常用在国 际方面并视为正确的模式,今日所谓的“发达西欧国家”刚好追求达到,但收效 甚微。

于1923年至1924年间具有决定性的时期继续进行由拜特伦-瑙吉奥塔迪 (Bethlen-Nagyatádi)原先启动的土地分发。在30万小农和无地雇农之间分配了 120万英亩的土地。土地分配的社会影响概括在如下的一句话:“以使得二百多 万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与家属一起获得土地,显著增加了私人业主的数量和 对私有财产的尊重”(Romsics, 1991:160)。这就清楚地显示今天国家土地基金 150万公顷的价值。未来几年,匈牙利将实施历史规模的土地分配,但并不是以 政府出售匈牙利土地的方式-为此它不具备历史授权-而是以长期的租约的形式

转让给确实想要从事农业耕作并且具备相关能力的匈牙利人。

从1921年经济上无法克服-对被截断国社会各阶层造成沉重负担-的局面,拜

特伦政府在1924年经巨大努力从困难中成功地恢复过来了并且也恢复了公共财政 的收支平衡。从此以来,匈牙利国家预算的每年以盈余方式,具体平均大约以两 亿匈牙利帕戈(pengő)结束,五年来累积了十亿以上的帕戈,该庞大的金额也 有助于匈牙利经济的蓬勃发展。

下一个重要的步骤从今日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教训:匈牙利央行的创建。此 句话中的每个词是有意义的:的确是匈牙利的,国家的,并且是一家银行。与持 续至2013年的时期相反,但实际上直至所谓“政治体制更迭”后的23年为止, 国家央行并不履行其创造的基础目标;7主要服务于外国投资者,在很大程度 上,是为国际投机者的利益。以人为不成比例的高基准率和进一步的鲁莽措施使 匈牙利成为国际投机者的天堂,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这都是在加入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之前发生的事情,是按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指示而行的。 客观事实和数字能证实该严肃的话语。8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国家央行从那时起执 政的行长就此之后,一方面立即恢复到了在国际上受尊重的按以前的传统,另一方面符合现代社会尤其是匈牙利经济的要求,从财务政策上也给予支持。毛托尔 奇•乔治博士前任经济部长,现任国家央行行长,如同欧尔班•维克托尔总理, 对拜特伦政府活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吸取了可用的教训。

所谓的“重整”流程至1926年为止结束,同时国际联盟的监督也结束了,其 为发放国外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尽管匈牙利遭受了特里亚农经济上的灾 难性后果,但仅仅五年之后,就重新获得了经济和金融政策上的独立性。该斗争 类似于欧尔班政府于2010年后通过提前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信贷并且使它 “远离”匈牙利使我们摆脱其不断使局势恶化的命令。那时期的成果受到了广泛 的尊重及典范性意义。1925年工业和农业均超越了战前的表现;此就是在特里亚 农之前与处于相比更好框架条件的匈牙利农业的数据竞争的农业部门。这也表明 了这个结果的巨大成功程度。由战争与裁断国家的“和平合约”所导致的通货膨 胀直至1924年已被打破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尤其重要,因为通货膨胀时时处 处最大受害者为穷人:战争致残者,寡妇,孤儿,任何需要国家支持的人以及靠 工资和薪水生存的一大群人。

前面提到的,年平均约达到两亿匈牙利帕戈(pengő)预算盈余的使用引发 了很大的争议。因视为败家子,拜特伦政府遭受了大批人的袭击。例如,反对派 和部分媒体将其综合但并不基于群众而以质量为基础的旅游概念,其在当时的欧 洲是独一无二的。全国低轨铁路网络的建设,温泉浴场的开发,公共建筑的翻新 和修缮以及市政公共空间的美化也被他们鉴定为浪费。在规模上,这些“浪费性 支出”仅占累计预算盈余总额的10%,同时其中40%以上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升 级道路网络,现代化和建设铁路运输和电话系统。即便在那么多年后作为受益者 我们对于这些投资项目都会给予高度的评价。

投资于经济和“受过教育的人”

通过上述的措施拜特伦政府明显脱离了自由主义者在一百五十年前以信心传 授他的知识,即国家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涉经济过程,由此会打破“市场规 律”,彼此竞争的自我主义现象,“看不见的手”所创造的美妙和谐。不仅为 进行国营公司的“私有化”,而是使用现代术语被赋予了战略重要性,纳税 人也未遭受任何损失。政府政策非常重视工业的发展以及新兴产业的开发。当 时国有的或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均是世界闻名的盈利企业(例如迪欧什哲尔(Diósgyőr)铁厂或匈牙利国家铁路公司)。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 为目前在整个欧洲国家铁路运营商都需要纳税人大规模的财政支持。这些事实 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特别是因为过去的例子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教条的 不现实状态,即国家只能是个别坏的管理者。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22% 的预算用于加强农业,采矿业和工业。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形成以拜特伦经济政 策主要支柱的劳动力培训与教育,为所有成功经济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 这种认可就连在所谓的“发达西欧”根本不是理所当然的。在此点上,在国家政策方面,用今日的词汇表达为战略性及重点领域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政策以 及有助于匈牙利经济复兴的教育理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变得明显。教育和科学发 展的间接和直接经济影响在相关文献中作为一项新发现而得到了体现,尽管拜 特伦•伊什特万伯爵的政府在90年前不仅知道,但在实践中也成功高效地应用 过它。

1924年以后,14.4%的预算用于公共教育。在此方面,可以参考宗教和公共 教育部长克雷尔斯伯格•库诺(Klebelsberg Kunó)直至今日也起到了深厚影 响的示范政策:农村学校(包括3500所农场学校)大规模的扩张以及高中,大 学,科研中心和外国机构的设立(Romsics,1991:199-201)。该比例在20年 代的欧洲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无处可以借鉴-也反映了匈牙利教育政策在国家 复兴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反对派对于这个措施也采取了连续性的攻击。在议 会中,总理曾多次为他的部长进行辩护,部长的长期愿景获得了总理的同意与 大力的支持。其学校建设规划方案也被视为了“浪费”。总理对此做出的回应 为:必须“以全力以赴”达到“在国内应该把不具备自建学校的村庄和庄园” 都成立学校的目标(Bethlen István gróf,1933:168)。不必具备大智慧也能认识 到,在特里亚农的匈牙利由在国外建立匈牙利文化教育机构所起到的国家政策 意义。尽管如此,也引起了反对派的猛烈攻击。相比之下,拜特伦•伊什特万 伯爵指出:“我认为,如果该国想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则必须确保该有人在 其进行大学学习的所在民族和国家应有能力代表我国利益。在廉价普及性的口 号下很容易批评与谴责这些人,但对未来发展方向付出责任的人并不轻易地处 理这些问题”9

克雷尔斯伯格•库诺伯爵长远的文化政策即使在1960-70年代还起到了影响; 以大幅减少用于公共教育的支出,世界著名的匈牙利教育体系被毁坏了。将教育 体系水平在欧洲规模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降低,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博洛尼亚 进程”在该字面意义上,对所有国家而言共同为决定性的领域意味着自由主义意 识形态的全面胜利。不像世界知名的科技大学,其越来越偏离了其成立时制定的 原则并被迫引进些与工程师培训具有很少或甚至毫无关系的学习方向,医师和律 师培训从该消极过程已被退出了。政府正试图进行必要的修正,当然,利益冲突 的国内外圈子都发挥着巨大阻力。

在此背景下,我们该谨慎注意掌握由二十年代所传达的讯息。即使是优秀的 公共教育部长和国务秘书,如果经常被更换,也无法取得持久的成果。克雷尔斯 伯格•库诺(Klebelsberg Kunó)伯爵获得的成绩也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因为担 任半年多的内务部长之后他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时间超过了九年,因此在致力于 达到目标后还参加了其工作的收获。在每两年任命的部长或国务秘书的帮助下无 法实施总体概念或理念。在政权更迭之前,拜特伦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科学预算 份额从14.4%下降到了4%。那时匈牙利公共教育开始走下坡路,第一步是日益 稀缺的金融工具,然后该消极过程由于上面提到的专注于自由教育方法,并继美 国坏例子,以及被迫使匈牙利引进博洛尼亚进程的活动强劲的增长。

成绩的国外评价

在二十年代,成功的经济和财政措施的结果是,所有层面的消费也可能增加,生 活水平最终提高。对此目前的反对派部分的评价似乎是,下层阶级没有受益于二 十年代的经济繁荣,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与医疗保健一样,社会保健领域也取得 了巨大进步。这方面的一个例子:1915年在王家公主什泰法尼亚(Stefánia)的赞 助下并由匈牙利儿科医生海伊姆•帕尔(Heim Pál)于1916年启动的,具有独 特培训规划方案的护士服务体系在战争条件下,尽管1917年的内务部长法令无法 获得所需要的财政支持。在综合性的公共卫生措施框架内,拜特伦政府将其转变 为一个高效并拥有全国性的网络和慷慨资助的组织。该在欧洲为独特的机构,违 抗着匈牙利现代历史所有的变迁,不仅在连续运行,而且在欧尔班政府的重点领 域之一即在家庭支持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鉴于到2010年历届政府甚至无法达到七十年代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些成绩更 为重要。拜特伦•伊什特万伯爵有关“计划在公正国家环境的帮助下成立一个公 共招聘和公共薪酬机构来解决工资差异问题”的想法看起来完全是“现代”的 (Beregi,1930:39)。目前的形式是三边工资谈判制度,事实上,这改善了工 会对强大的雇主方面的谈判地位,而由此产生的协议提供了可预测性,从而提供 了长期规划的可能性,这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拜特伦伯爵在1921年在总理府召开的会议上关于“工作社区”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这意味着创建一个允许员工参与公司管理的机构。大多数制造商拒绝这样做: “不需要工厂议会,”他们说。五十年后,在德国,此想法在“Mitbestimmung”(参与)标题下得到了成功:政府和工会赢得了雇主的坚决反对。自那时以来的 四十年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劳动世界的和平。匈牙利雇主在20 世纪20年代一直采取短视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无论如何,政 府正在努力在此领域实现权力平衡,并取得明显成功。拜特伦伯爵的目标仍然有 效:“给处于困难的人尽可能要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失业救济金。”基于以工作 为基础的社会的指导原则下它与欧尔班政府的“让就业取代救济金”的规划方案 刚好相吻合。

评估伯特伦时代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马卡特尼(Macartney)英国历史学家发现, 自恢复公共财政平衡起的短短五年内,在被特里亚农裁断的匈牙利设法实现了高 度的社会和政治和谐与协议(Macartney,1956:64)。当然,为此提供基础的是经 济复苏。阿尔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前法国部长,国际劳工局局长,作 为社会主义者关于拜特伦•伊什特万伯爵的社会政策表达了其最大的赞赏:欧洲 未来发展中最重要的是社会问题,伯特伦伯爵是匈牙利这个问题的坚定代表。

拜特伦政府的成绩在西欧圈子中也受到了高度赞赏。他们强调了内部秩序的快 速和坚定的巩固以及外交政策的成功,通过赢得英国和意大利,它能够打破小协 约国的压力并达到主要联盟贷款(国际联盟)的支付,从1926年起,他在仅仅五 年之后就重新恢复了国家的经济独立,并以其杰出的经济和财务业绩获得了认可。

事实和教训

在上文中继任者已展示了拜特伦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基本思想,手段和成果,力求 突出今日可能可应用的经验教训。在下文中,通过介绍过去的事件寻找与当前 的经济政策发展出现的接触点。初步备注:历史总是只能在即定时代的情境下解 释,永远不能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判断并“往后编写”。在全球范围内与在匈 牙利举办的许多历史座谈会和出版物中会犯这个错误;以据称的“开明”时代为 起点做出判断,甚至谴责早先的时代。诺贝尔奖得主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儿子,杰出的历史学家戈洛•曼(Colo Mann)在20世紀下半叶将在 历史圈中如此普遍的,从自己的角度并依照当时代的“主流”理念以破坏性的批 评来谈历史的代表称之为“历史的刽子手”。过去只能从它自己的时代来理解。 给今天的时代也可以汲取教训,但是只能在“比照适用” (“mutatis mutandis”) 以改变可应改变的理念的背景下做到这点。匈牙利新宪制议会民主在回应当今的 挑战并在建设我国的未来时有意识地依赖于历史上最佳传统。其中包括从由世 界大战和所谓“革命”导致的道德全面崩溃,以及由特里亚农令人发指的不公正 的残害国家和民族并使其经济瘫痪的后果而复苏。有些优秀同事,追随者以及复 兴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协助并在拜特伦伯爵的指导下以超人的工作获得了圆满 成功。

简要总结一下拜特伦时代在今日可以吸取的教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发人 深省的想法。拜特伦伯爵政府对铁和金属以及建筑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在特里亚 农以及在几乎所有矿物质(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基础)被丢失之后,开发新产业 至关重要,在这些产业中,使用今天的表达方式,以“增值”为主导。因此,作 为“战略产业”看待精细机械,电子,电信,食品,制药和纺织工业。这些是自 1987年以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下所谓的“自发私有化”解 散的行业,以促进对市场感兴趣的外国圈子的进入。将具有全球性竞争力的匈牙 利食品加工业,其中包括制糖业尤其是出售给奥地利的竞争对手,其甚至将制造 基地都毁坏了以便避免其将来的重新启动;或以低价向General Electrics (通用 电气)出售在美国电灯泡市场占有3%份额的Tungsram;或将出色具有出口能力 的莱海尔(Lehel)冰箱厂转让给Linde公司。在科学政策中,重点与执行大学正 常教育任务同时放在将它们转变成研究中心。在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例子是匈牙 利王家约热夫•纳多尔(József Nádor)技术经济大学与当时最主要国际企业之 间的合作关系。10

2010年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逆转与20世纪20年代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 拜特伦政府强烈主张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的开发以及在被截断国新矿的创 建。欧尔班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主题之一是能源供应和国有企业的重组以及战略 公司的回购。20年代对旅游业有意识的开发,温泉水的利用以及布达佩斯作为“温泉之城”的建设也可被回归到现行政府政策中。1921年至1930年间,建造 了290,000栋住宅楼,在此框架内,从1924年到1929年,在五年内,在布达佩斯 建造了六万套房。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这样的数字无法实现。恢复住房建 设仍是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公共卫生领域,匈牙利在1921年之前面临严重问 题,但由于接下来几年的模范措施,很快就可以接近西欧国家的水平,并在许多 方面超越它们。

在所讨论的时期,农村发展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得益于运作良好的合 作银行系统以及欧洲知名的匈牙利土地信贷机构。然而,在后期,这些机构被打 破了,只留在躯壳中的储蓄合作社也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自1990年以来迄今为止 未能设立受国家支持覆盖全国并具有可介入最小定居点网络的农村发展银行,其 不能给匈牙利农业,而且还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中小型企业应能提供长期和非常低 利率,即可偿还的贷款。匈牙利国家央行为工业和农业提供利率为2-2.5%的贷款 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它们是在中期主要通过海外管理的银行发放的。对储蓄合作 社躯壳进行彻底重组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从此新的组织体系中,可以通过重新定 向匈牙利国家央行提供的低息贷款来建立地区银行。拜特伦伯爵以坚定的信念主 张合作社运动。由卡罗伊•山多尔(Károlyi Sándor)伯爵在匈牙利开展的合作 社运动对维尔海尔姆•赖夫艾森(Wilhelm Raiffeisen)奥地利和德国以他名字 命名的银行网络创制人也产生了深远大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特里亚农在此方面也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农民,消费者和信用合作 社遭受了严重损害。

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在此方面处于戏剧性状态。罗马尼亚的“土地改革”仅 用于政治目的,将匈牙利地主专用的土地提供给罗马尼亚人,粉碎了农业社会, 同时震撼了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此背景下,以极 大的势头重新启动的合作社运动在20年代和30年代,尤其是在北特兰西瓦尼亚 回归后取得了巨大成功。理事会共和国禁止并摧毁了合作社运动。此后的恢复, 主要由于特里亚农,是非常困难的。政府参与为真正的合作社繁荣创造了基础, 但后来禁止它们,不幸的是,在社会广大阶层中尤其是在农村反驳了合作的理 念。1990年以来,我国在此重要的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近年来也开 发出了新的形式(学生或养老金领取者合作社)。但是,为了使合作社运动重新 获得经济和社会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发展和加强国内市场方面,需要强有力 的国家支持。拜特伦时代的典范在今日的趋势中仍然有效。

匈牙利总理拜特伦•伊什特万伯爵于1928年达到了他十年统治的顶峰。九十 多年以来显然可以确定,在以烈士的总理为榜样的欧尔班•维克托尔的领导之下 匈牙利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即在遵守并考虑到传统的意义并且创造现代化并不遵 循250年的僵化,正统的自由主义或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遭受到巨大破 产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金融政策。

备注

  • 1.参见匈牙利皇家统计局统计年鉴1921/22,布达佩斯
  • 2.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为苏格兰道德哲学的杰出代表,他认为利已主义是经济发展 的动力(Smith,1776)。据其倡议者为现代国民经济学的创始人。
  • 3.该历史性事件的想法首先由菲莱普•玛丽姚、和绍博•卢卡奇Habsburg Ottó在德布勒森市 (Debrecen)进行访问时提出来的建议,匈牙利方面多个来自索普朗的青年人,国外方面 泛欧联盟的德国和奥地利组织参加了会议。代表官方一方只有波热高伊•伊姆赖(Pozsgay Imre)支持该倡议。霍尔尼•久劳(Horn Gyula)在此时保护着政治委员会并担心必须避免昂纳克(Honecker)同志遭到袭击”。
  • 4. 参见 Lentner,2015a; 2017a; 2017b
  • 5.作者将这一基于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称为匈牙利语和外语出版物中的“新的团结经济秩 序”。参见 Bethlen,2010; Graf Bethlen,2012
  • 6.匈牙利基本法指出:“我们尊重历史宪法的成就和圣王冠,其体现匈牙利宪政国家的连续 性和国家的统一。我们对我国历史宪法因外国入侵而被暂停不给予认可。”
  • 7.参见伦特奈尔•乔鲍(Lentner Csaba)的文章和讲座,其参与了2010年政府计划和匈牙利 国家银行的改革-即经过40多年的共产主义以及后来23年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代表国外 利益的偏离路线,筹备匈牙利国家央行改革的智库工作。Lentner,2015a; 2017a; 2017b
  • 8.参见 Lentner,2013a,第VII章节;2013b,第I和II章节;2015b,第I章节;2016a; 2016 b; Kolozsi、Lentner, 2006.險了伦特奈尔•乔鲍之外鲍尔曹•乔治(Barcza György), 班菲•陶玛什(Bánfi Tamás),戴达克•伊什特万(Dedák István)在自由派承接指导角 色的罗瑙•彼得(Róna Péter)在其文章中匈牙利国家央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谨慎 表达也为“误入歧途”的政策。
  • 9.OL K. 513. 33号委员会的档案,1931年8月17日,148
  • 10.例如由谢尔迈齐•珀什尔•伊姆赖(Selmeczi Pöschl Imre)颂导的世界着名的电子技术系 (“蜈蚣”)作为最主要的企业,例如Standard,西门子,博士等的合作伙伴达到了在该 等企业的“祖国”无法达到的应用研究成果。珀什尔-蒂豪尼(Pöschl-Tihanyi)在欧洲注册 了有关电视技术发展的专利,后来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PAL制度的名称”模仿了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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