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司法 (民法) 的编纂与国内外实践对比

公民评论(中文特刊),第 15卷,2019, 346-354页, DOI: 10.24307/psz.2019.0823

哈姆扎•加博尔博士(Prof. dr. Hamza Gábor)匈牙利罗兰大学法学院 老师,匈牙利科学院(MTA)正式院士(该 Email 地址已受到反垃圾邮件插件保护。要显示它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 JavaScript。)

本论文分析匈牙利司法(民法)数百年编纂的过程。作者认为,匈牙利的罗马法 传统在立法和理论层面都保留下来了。在匈牙利的各种民法典草案中,都可以看 到罗马主义者(主要是德国学说汇纂学派)的影响。1959年颁布的且在1960年 生效的第一部匈牙利《民法典》是一部社会主义民法典。欧洲法律一体化进程影 响了匈牙利于2013年颁布的新(第二部)《民法典》。

关键词:民法、法律的编纂、法律协调、潘德克顿学派法律传统、私法、罗马主 义的法律传统


十九世纪的罗马法和私法的科学1

第一个重要的,向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化”推动匈牙利私法的是德国潘德 克顿法学(又称学说汇纂学、潘德克顿法学)由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 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代表的学派(Hamza,2009; 2013)。 其最早的影响是在19世纪第一个伟大的私法学家富兰克•伊格纳茨(Frank Ignác,1788-1850)生涯中可以看到。即使他一直反对编纂,但是他[就如萨 洛伊•拉斯洛(Szalay László)正确称道]可视为“新领域的探路人”。富兰 克•伊格纳茨在1823年出版的,反映理性法学派(Vernunftrecht),且主要 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影响的《Specimen elaborandarum institutionum iuris civilis Hungarici》一部书中在论匈牙利土地所有权时使用罗 马法律概念,而且这些概念在其它作品中介绍国内法时也经常出现。就如波洛 伊•埃莱梅尔(Pólay Elemér)指出的,富兰克•伊格纳茨还不能视为历史法学 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代表。

历史法学派以及学i说汇纂学(学说汇纂学和潘德克顿法学)首先是在富兰 克•伊格纳茨的学生文采尔•古斯达夫(Wenzel Gusztáv,1818-1891)的作品 中完整地阐述。文采尔在《匈牙利的私法体系》这部作品中,在我国法学史首次 采用了学说汇纂学的体系,在其基础上解释法律关系、法律制度,法律事实和法 律交易等概念。很自然的是学说汇纂学派的文采尔•古斯达夫在其作品中当然会 经常提及罗马法。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通过称为“普遍的私法学家”的萨希-施华茨•古斯 达夫(Szászy-Schwarz Gusztáv, 1858-1920)的工作,学说汇纂学对匈牙利法学 和司法实践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我们的罗马法和私法学家都是德国潘德克顿 法学派代表人物的门徒(萨希-施华茨以及曾经担任过匈牙利杰尔市以及锡比 乌法学院教授的碧尔曼•米海伊(Biermann Mihály)都是鲁道夫•冯•耶林 (Rudolf von Jhering)的学生,而在法学比较领域获得出色功绩的鲍洛格•埃 莱梅尔(Balogh Elemér)是海因里希•德尔恩堡(Heinrich Dernburg)的学生,他们通过所纂写的论文促进了司法实践采纳较多德国学说汇纂学要素。

罗马法在编纂私法方面的作用2

我国私法(ius privatum)编纂的准备是自1791年第十八号法律启动的。该法律 委托法律委员会(deputatio iuridica)起草私法草案(Proiectum nonnullarum utilium civilium legum)。两年后,这个草案完成了,但是只有在几十年之后, 于1826年才被印刷和颁布。其结构和内容并不受罗马法律的影响,而且从特征角 度上看,也不能视为法典草案。而萨洛伊•拉斯洛(Szalay László)认为理想的 法国私法典(Code civil)在我国很显然不可能接受,而且所发生的政治事件也 挫败了 1848年第十五法律规定的第二个法典编纂尝试。

自1853年开始,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奥地利普通民法典》(ABGB, Österreichisches 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生效,因此发电编纂 工作的恢复直到1867年奥匈折衷方案产生为止被推迟了。《普通私法典》的 总则(1871年)是匈牙利佩斯大学著名罗马法教授霍夫曼•帕尔(Hoffmann Pál,1830-1907)编制的。这是遵循1863年的,主要是反映乔治•弗里德里 希•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1798-1846)影响的《撒克逊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für das Königreich Sachsen)相应部分编制的,实际 上是将潘德克顿法学文献以及学说汇纂学列入了法律条款。

厄克勒什•巴林特(Ökröss Bálint,1829-1889),认为在匈牙利私法典编纂工作中应当将《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规则当作模型而遵循。由泰雷斯基•伊什特万(Teleszky István, 1836-1899)于1882年起草的继承法在结构和方向 上都基于《撒克逊民法典》,但是在继承制度方面主要是基于撒克逊地方特别 法。奥帕蒂•伊什特万(Apáthy István,1829-1889)债权法草案(1882)中 的法律交易以及霍夫曼•帕尔(Hoffmann Pál)的倡议,均受到了后来影响 德国民法典(BGB,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的影响,于1866年推出了所谓 《德累斯顿债法草案》(Dresdener Entwurf)。而且这一切都与弗里德里 希•卡尔•冯•萨维尼的意思理论(Willenstheorie)为基础。由哲利•埃莱 克(Győry Elek,1841-1902)在1880年制定的《总则》草案也不例外。豪尔莫 希•安德烈(Halmossy Endre)就物权法部分编写的草案(1882年)和格罗斯 什米德•贝尼(Grosschmid Béni,1852-1938)关于婚姻法、人格权和财产法 有关的草案中受“学说汇纂学”的影响已较少。

自1895年以来,制定统一的私法典的想法已成为普遍的。这时候司法部长埃 尔代伊•山多尔(Erdélyi Sándor)设立了筹备民法典统一草案委员会。委员 当中也有著名的罗马法兼私法学家萨希-施华茨•古斯达夫(Szászy-Schwarz Gusztáv)。萨希-施华茨•古斯达夫起草了继承法草案。

1900年的草案的结构和法律制度都受到德国《民法典》的影响,而且打 破了按部分编纂的做法.这个草案是由四部分组成的(人格权和家庭法、债 权法、物权法以及继承法),没有设《总则》部分(Allgemeiner Teil), 因为是物权法的前几个条款起到总则的作用。1900年的草案就法律交易行为(Rechtsgescháfte)依靠“表示主义”理论(Erklárungstheorie)。德国《民法 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GB)对下一个,规模小一点的,于1913年制 定的私法草案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不过这个草案也没有《总则》部分。

十分贴切地被誉为“匈牙利欧根•胡贝尔” (Eugen Huber -瑞士法学 家,瑞士统一民法典的创造人-译者注)萨希•贝拉(Szászy Béla, 1865- 1931)对1928年产生的,由各家法院被视为“成文理性” (ratio scripta)的 《私法典》草案的起草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强烈反应了是受瑞士《民法典》(Zivilgesetzbuch, ZGB)和瑞士《债权法》(Obligationenrecht, OR)的影 响。3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匈牙利《私法典》没有生效,也就是说,(尽管1931年 议会通过了第二十二号法律,但是)从形式上没有法律效力(vigor legis)其一 些制度还是通过1927年的第三十五号法律被立法者所接受(Szladits,19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1953年12月份,部长会议成立法典编纂委员会,委 托起草《民法典》。该委员会委员是匈牙利布达佩斯、佩奇和塞格德三个法学 院民法系教师、布达佩斯经济大学民法系教师、匈牙利科学院行政和法学研究 所专家以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司法部代表组成的。经几年的准备工作, 初稿于1956年9月完成。由司法部长于1957年春天设立的小范围委员会审查了草 案的基本问题后,编辑者修改了草案。随后,这个草案公布并且对其进行了讨 论。司法部的一个委员会对最终草案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且于1959年作为法案提 交了议会。匈牙利议会于1959年通过经多次修正的《民法典》,并于1960年5月1日生效。《民法典》尽管带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还是受到了德国BGB、瑞 士OR和ZGB以及匈牙利1928《民法典》的影响。民法典的编纂者在社会主义类 民法典当中特别注意到了,1922通过的且在1923年1月生效的俄罗斯-苏联民法 典、1950年通过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1955年的波兰民法典草案以及保加利 亚1950年通过的关于财产所有权的法律。

匈牙利1959通过的且使用到2014年3月15的《民法典》分六章和若干个节。 第一章包含的是绪则(第1条至第7条),但是从学说汇纂学(潘德克顿法学) 角度看,不能将其视为《总则》(Allgemeiner Teil)。第二章包含的是人格权(第8条至第87条),但是家庭法并没有列入在内。家庭法是通过1952年第四号 法律规定的。(家庭法包括监护的法律制度。)第三章的主题是司法(第94条至 第197条)。第四章包括债权法有关的规定(第198条至第596条)。第五章包括 继承法(第598条至第684条)而第六条包括最后条款(第685条至第687条)。

1959年的《民法典》没有继续“学说汇纂体系” (Földi,1986)。就其结 构而言,它与盖尤斯《法学阶梯》(Institutes)差不多,但是根本上的区别在 于诉讼法和上述的家庭法在独立法典中规定而且继承法排在最后。数十年来起 到匈牙利私法(民法》法律渊源作用的《民法典》包含了许多罗马法律要素 (Földi、Szájer,1985)。人格权部分承认胎儿法律上的有条件的能力,但是与罗马法不同的是受孕时间是一种可以反驳的推定。4

1959年《民法典》的特点在于第三章:处于一些理论考虑被命名为“财产 法”,但规定的实际上是物权法,而且包括许多决疑法规则。这些规则当中反映 罗马法传统的尤其是取利权和侵夺遗弃物有关的规范。各种形式所有权的不同权 利,如uti、frui、habere、possidere以及abuti的概念(使用、享用、拥有、占 有))显示受乌尔比安的影响。

匈牙利法律在与占有权有关的没有提到自然占有(possessio naturalis),只 提及民法占有(possessio civilis)。最初,法律没有规定基于占有物上的请求 权,后来根据司法实践才发展形成。就财产利益转移而言,1959年的《民法典》 遵循传统原则,因为除了名义(causa)之外将所持有事物的让渡(traditio)条 件也要求成立。时效占有的法律制度在我国不太显示受罗马法的影响,因为匈 牙利法律只要求适合时效占有目标的适格(res habilis)存在,而对诚信(bona fides)以及公正的所有权(iustus titulus)并没有规定。匈牙利民法典将各种役 权视为均是独立使用权。

将债权并没有分为总则和分则,反而被认为是两个基本制度,即合同和责任 处于其轴心。各类合同具有罗马法律传统的特征。承包合同的某些类似于租赁 (locatio conductio)类的。但是托管合同(不同于罗马的免费mandatum)在匈牙利,根据一般规则应该是有偿的。

1959年的《民法典》注意到编纂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秩 序需求,详细规定了农产品销售合同-这当然在罗马法中是未提及的,是由于 当时生产条件的发展程度是无法认识的。尽管如此,农产品销售合同核心内容还是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律不仅认识的,而且还详细规定的销售合同,特别是购 销所谓的emptio rei futurae (“购买未来之物”)或emptio rei speratae (“买 希望之物”)的特别形式。该法典载有一般责任规则,但还创造一些例外。这 些条款或多或少是显得决疑性的,而且除了古代法律中当然尚未存在的危险作 业责任之外,都源于罗马法。在酒店和餐馆更大的责任,以及建筑有关损害的 条款中具体地采用了罗马法的一些制度,如“receptum nautarum cauponum et stabulariorum”、“actio de deiectis vel effusis” 以及“actio de positis vel suspensis” (Mihály, 1959; Grzybowski, 1961 ; Fesztl、 Tamás, 1967; Eörsi,1974;Gabor, 1982; Vékás, 1987)。

所谓的卡妥尼亚纳规则(regula Catoniana,第234条)和戈尔迪安努斯质押 (pignus Gordianum,第267条)意味着罗马法传统的继续。最高法院第二十四 原则决议意味着回归了罗马法传统,因为该决议经解释第192条,第(2)款允许基于占有物上的请求权和基于本权的物上请求权。

匈牙利继承法基于依法(ipso iure)的继承原则,不像《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不接受搁置的遗产(hereditas iacens)的概念。与德国和奥地利法律相 反,1959年的《民法典》明确禁止事实上是罗马法来源的后位继承,仅允许代位 继承(Tóth,2001; Boóc,2002)。

1959年的《民法典》被多次修订。在政治制度变化之前进行的修订当中1967 年和1977年的是极为重要的。从罗马法律传统的角度来看,在1991年以来对 《民法典》进行并从此施行的修正尤为突出:像许多欧洲私法,如德国、瑞士 和新的荷兰法律以及新的荷兰《民法典》(Nieuw Burgerlijk Wetboek)那样, 《民法典》包括所谓的客观的诚信范畴,并且下令作为一般性条款普遍适用于私 法关系(Földi,200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第十四号法律禁止订立违 反“善良风俗” (boni mores)的合同。1996年第二十六号法律规定的动产抵 押也意味着向罗马法结构的回归。应该强调的是,质押的全部规则是2000年第 一百三十七号法律,根据当前的经济需求和罗马法律传统进行了重新规定。某些 罗马法律制度的持续存在不仅在《民法典》中可以找到。例如在1991年关于破产 保护程序、破产清算和公司解散的第四十九号法律也可以找到。须法院予以审批 的当事人协议在许多方面相似于财产让与制度(cessio bonorum)( Hamza, 1989; 2001)。

还应该提到的是,匈牙利私法(ius privatum)在过去和现在并不完全受《民 法典》的规定。家庭法是由1952年关于婚姻、家庭和监护的1952年6月6日颁布 的、1953年1月1日生效的第四号法律规定的。在匈牙利政治制度变化之前,于 1974年和1986年对其进行了修正。根据1986年通过的修正,匈牙利家庭法又允 许缔结婚姻授产协议。1967年通过的劳动法典代替了关于劳动的条例。随后就该 法律进行了多次修正。1992年,议会通过了新劳动法。著作权是1969通过的法 律规定,这项法律后来是由1999年通过的法律取代的。国际私法的规则是涵盖在 1979年通过的法令中。 5

备注

  • 1.该主题有关的细节见Böszörményi Nagy, 1970; Pólay; 1976; Zlinszky, 1997。关于富兰克• 伊梅纳茨(Frank Ignác) Villányi Fürst, 1935;关于文采尔•古斯达夫(Wenzel Gusztáv) 的论文见Balázs, 1990;就萨希-施华茨•古斯达夫(Szászy-Schwarz Gusztáv)报告见 Szladits, 1934;以及关于鲍洛梅•埃莱梅尔(Balogh Elemér)的介绍见Hamza, 1999。
  • 2.关于该主题详细见道舍尔(Dauscher, 1862; Dell'Adami, 1877; 1885; Teleszky, 1887; Meszlény, 1901; Szászy-Schwarz, 1909; Asztalos, 1970; Bernáth, 1970; Mádl, 1970; Weiss, 1970; Peschka, 1970; Csizmadia, 1974; Basa, 1996; Harmat, 1999。
  • 3.简要地回顾一下“学说汇纂学”就(非过失为基础的)客观责任发挥的影响是很有启发 性的。1900年的草案依照德国民法典(BGB)对责任的规定基于过失(但是并没有按字 面翻译)。1913年的草案第1486条根据德国民法典(1887年)第二草案版本(Zweiter Entwurf)给客观赔偿原则提供了余地。1928年的《私法典》著名规定衡平责任的第1737 条,基本上(但并非直接的)接受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版本,允许适用辅助性损失赔偿客 观责任原则。
  • 4.本论文提到的罗马法制度有关见弗尔迪和豪姆扎2018年合作撰写的论文(Földi-Hamza)。
  • 5.匈牙利新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是根据第1050/1998. (IV. 24+)编号政府决议开始的。该法典草案的编辑人还注意到了匈牙利的欧洲法律一体化目标。他们的目标是使新法典适合应对私 法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新民法典的构思是2002年初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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