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重大危机的处理方法

公民评论 (中文特刊)，第16卷，2020，75-91页，DOI: 10.24307/psz.2021.0106

本论文提供1980年代末开始解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后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建 设的主要危机管理措施的概览。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关注重大危机，如1995年 的经济政策调整方案，2006年秋季的收敛轨迹调整，随后的2008年危机，以及2010年后的恢复期，也就是全面的公共财政改革的主要要素，但也提及应对从

2020年春季开始的应对疫情危机的方法。除了公共财政措施之外，本论文还尽量 列举社会影响。本文主要比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青睐的减少有效需求措施，即紧缩措施以及根据凯恩斯主义模型得出的经济刺激手段，对交替使用这些手段的匈牙利实践进行评估，并且得出结论，在危机期间，通过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手段刺激有效需求（尤其是在新兴的中欧市场经济中）是一种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济文献杂志》(JEL)编码： B52、E42、G01、G28、H31、H63、P41、P43
关键词：市场经济的过渡 ；危机管理 ；紧缩措施 ；有效需求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 ；匈牙利

序言

尽管匈牙利实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见： Csaba， 2019） 经历了如此多的更新尝试，但顽固的苏联、德国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和其他“强硬路线”国家实施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但自1970年中旬开始，越 来越多地呈现了“窒息”和危机的迹象。对于塑造充满市场元素的匈牙利模式，1955-1956年的举措，以及1968年引入的新经济体制¹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由于改革不可能影响计划经济的实质，即公共和合作所有制的主导地位以及基于中央规划的国家经济的实质，所以有限的（可执行的）市场要素的发展和更有效的金融利益的形成只能导致暂时的效果，但是制度的本质变化微乎其微。因此，由于大众缺乏金融利益，制度的衰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1980年代末，也就是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执政的最后几年开始 的经济转型缺乏适应国情的战略，唯一的目标是尽快裁减无法运作的社会主义大型工业和农业。从另一个角度看（用更强烈并更富表现力的表述方式） “摆脱”掉了亏损的大型工业和农业的经营，从头到尾只是为了国家和政治责任“过关”。影响匈牙利政治制度更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1970年代末增 加到210亿美元的国债，这意味着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强烈基础依赖性，甚至导 致了进一步的举债。为了弥补长期缺乏现金、营运资金和具竞争性生产的不足，西欧和北美的“休眠”生产能力被搬迁到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地区。然而，由于匈牙利政府的谈判地位和资本实力都很薄弱，落地于匈牙利的国际公司和银行得以实现可观的获利回流。匈牙利相对廉价但熟练程度仍可以接受的劳动力，可观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税收优惠和落地支持制度为此打下了基础。此外，国有工业公司（如Tungsram、Rába货运车 厢和机械制造厂、Csepel工厂以及Ózd冶金厂）和商业公司在国内市场和以前 供应的国外市场上的迅速减产、运营疲软将市场需求转向了新入驻匈牙利的外国企业。也就是说，国际公司不仅私有化了公司和生产工具并且将其带入匈牙利（FDI），而且也获得了市场份额。因此，对国际公司而言，在资源投 入方面以及在产出（成果）渠道中都产生了最佳的运营和利润最大化环境。但是1980年年底建立的新产业结构和所有制关系的经济监管体系，使新公 司具有资本实力的同时，将国家预算和社会在私有化、资产进程和金融稳定方面的地位置于偏低的地位。很快在政治制度更迭时，当计划经济体系的要素不再起作用，而市场经济体系的调控环境仍处于起步阶段时（到1995年左右），（就如科尔奈·亚诺什在2006年的一部著作中所述）出现了“转型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1995年推出了第一套经济政策调整方案。这个方案 对几十年来习惯家长制的匈牙利社会产生了毫无防备的意想不到的破坏性影响，而且后来的其他基于居民紧缩的危机管理方案也是如此。

遏制有效需求的危机管理措施概述：1995年的经济稳定化和2006年的趋同路径调整

到1995年初，过度支出的财政预算政策和组织不善的经济运行导致无力偿债 的风险。墨西哥债务危机雪上加霜，使得日益增加的国债偿还越来越困难。不利的事态发展迫使匈牙利经济领导层在财政和货币领域均进行重大干预。预算削减幅度约为1700亿美元。² “这套措施有两个主要内容，即改善对外经济平衡和缓解财政赤字。一方面，本国货币贬值了9%，并且通过引入8%的关税附加费（实际上是进一步贬值）进一步加剧了情况。与此相关还推出了预先公布的固定幅度的浮动汇率贬值系统”（Petschnig，1996）。限制性措施对社会的最大影响是在福利、文化、住房金融和教育领域的紧缩形式呈现的。为了实现改善财政平衡(等）目标，1995年开始了一系列包括能源和金融部门的私有化（更确切地说，私 有化创收）步骤。由于合并，工资在1995年下降了12%。当然，由于财政状况更 加稳定，流入匈牙利的（包括绿地投资在内的）营运资本约为45亿美元，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9%。因此，在1995年进行了一项金融调整。这个调整尽管带来了暂时 的宏观经济改善，但是负担转嫁给了居民、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以及退休人员。

在千禧年后，预算赤字又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其主要原因是预算入不敷出的支出（尤其是工资增长）。2002年推出的宽松的财政政策到2002年底呈现9%以 上的赤字，我国进一步偏离了欧洲财政标准，这一事实以及赤字的久高不下，造成匈牙利在2004年正式加入欧盟同时，就已经被置于欧盟过度财政赤字程序之 下。2006年秋天推出了（以前总理久尔恰尼·费伦茨命名的）旨在遏制预算赤字 迅速增长的另一项收敛路径调整方案。采取财政紧缩，但结构要素未变的危机管理方案由于2006年议会选举胶着的选举结果变得“无力”，越来越少地获得政治 支持。

两套公共财政稳定方案都削减了福利支出，也就说，重点放在补救预算和经常性支出问题上，而不是社会福利问题。当回顾相似之处时，值得强调的是，从1993年和2005年底起，匈牙利经济正走向破产，经常性支出和中央预算赤字已 达临界水平。同时，这两个方案之间的区别在于匈牙利在2004年成为了欧盟成员 国，因此尽管有欧洲制度体系和监管要求，匈牙利仍然接近破产。以前财政部长博克洛什·洛约什（Bokros Lajos）命名的1995年推出的一揽子政策中，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汇率贬值和关税附加费的影响导致的货币贬值有助于抑制收入。然而，2006年刺激通货膨胀不能再成为一种调整手段，因为另一次通货 紧缩可信度会大大降低，而且成本会比十年前高得多。1995年的一揽子政策试图 通过先是一次性的，然后连续的、预先公布的汇率贬值避免国内需求下降导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这使经济以出口为主导，从而人为地（有点虚假地）提高GDP。然而，2006年的一揽子政策不太注重减少增长的代价。此外，博克洛什 一揽子财政政措施得到了强有力的货币干预的支持，而2006年时的一揽子政策则 并非如此，甚至中央银行的加息也对投资产生了抑制作用。久尔恰尼一揽子政策适用的是增税和引入新型税种、缩小了税收优惠的范围、减少了补贴的幅度、降低了住房贷款优惠并且开始重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但是增加收入同时减少支出的调整措施难以使企业界和劳动者对实行整顿感兴趣。科尔奈·亚诺什（Kornai János，1997）关于1995年调整所写的内容发人深省。根据他的观点，九十年代中期在遏制赤字期间，在增加1福林收入的同时，支出要相应减少3福林，这有明 显的负面社会影响。即使宪法法院认为1995年的一揽子稳定政策绝大部分违宪， 所以将其废除，但仍然取得了更显著的成果。而2006年的一揽子方案虽然没有 被宪法法院取消，但其中关于减少免费医疗服务范围和引入高等教育学费的措施却被公投废除。2006年措施的影响难以评估，因为2007年和2008年开始的国际危机趋势导致匈牙利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而这一危机只能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提供的约250亿美元的备用贷款临时解决。必须指 出，从2002年起财政政策的不足（“财政酒精中毒”）是匈牙利经济危机演变过 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而2007-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后果“仅”产生了加深的效果。国际舞台上的危机只是对本已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雪上加霜了。

1995年政策的财政部门主管证实采取调整措施的必要性（Bokros，1997）， 因为除了实际GDP的适度增长潜力外，由于干预（在1993年为9%，1994年为9.5%的）经常性支出赤字到1996年下降至3.8%。在同一短时间（1993年、1994年、1996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从4.9%和6.2%下降到3.5%。中央预算中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从89%下降至86.6%，然后在1996年进一步下降到72.9%(Erős,2009)³，而净外债（以百万美元计)则从1490万增长到1890万，随后到1996年降至1280万美元。此外，1991年、1992年、1993年和2009年国内生产 总值分别下降11.9%、3%、06%和2.9%，而995年和1996年均下降1,5%。也就 说，1995年宏观经济调整的结果是合理的，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增长 牺牲的后果。财政稳定的管理者也认识到其措施对收入政策具有负面影响，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认为需要采取这些措施，而这迄今为止一直是一场持续的专业辩论的主题⁴（例如，Matolcsy，2008；Győrffy，2006)。

科维什·安德拉什（Köves András，1995年）认为，1995年的调整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休克疗法方案”一样，并没有真正考虑到收入减少的风险，因此缺乏经济复兴所需的社会支持。科维什（Köves）还解释说，这实际上不是要停 止过度消费，而是急剧加速生活水平的下降过程。据他计算，1994年的实际工 资比1989年的低22-23%，而实际收入低12-13%。同时，1990年至1994年减少了 当时存在的岗位的四分之一，即140万个工作岗位。这相当于在计划经济体制 的四十年里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总数量。安道尔卡·鲁道夫（Andorka Rudolf） 和合著者（1994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93年的人均实际收入比1989年的低12%。1993年的消费价格同比增长22.5%，比1989年高2.6倍。以紧缩为基础的危机管理的社会效益是灾难性的。

与国际公司和银行相比，利益实现和负担转移能力较弱的国内中小型企业和居民受到了在1995年上升到28.2%，而在1996年上升到23.6%的通货膨胀的沉重打击。通胀导致收入和储蓄大幅贬值，1995年重新启动的私有化也对匈牙利国家 的利益和预算收入最大化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通货膨胀率后来有所下降，在1997年为18.3%，1998年为14.3%（Győrffy，2006)。

在政治体制更迭期间紧缩为主的过程中，新亮点是1999年和2002年之间实施的经济政策。该政策是通过其主要决定因素，即塞切尼国家发展计划（Széchenyi Nemzeti Fejlesztési Terv）。这是一个从“财政角度组织的”，具有国内国有银行（匈牙利中央银行）背景，而且其特点是通过低估通胀而产生的中央预算收入余额进行了针对性的分配和使用的计划。换言之，整顿是在当时中央银行缺乏足够积极性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实现的。尽管世界不利的事态发展（如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造成的种种影响，匈牙利经济还是走上了接近 欧盟平均增长率三倍的增长道路。同时，国债和通货膨胀也下降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关系基本上没有了。⁵ 在21世纪的前几年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快速追赶的阶段，匈牙利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明显领先于维塞格拉德四国集团成员国（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波兰）（Baksay、Palotai，2017年,第699-700页）。但是在2002年（在政府更迭后）开始的宽松财政政策导致了趋于严格的货币政策无法抵消的公共财政失衡。因此尽管本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经济繁荣（Karsai，2006），匈牙利却开始落后于本地区的发展水平，而维塞格拉德四国其他国家的平均预算赤字仅为匈牙利的一半，而且与匈牙利的相比， 其水平还呈下降趋势（Baksay、Palotai，2017）。除了宽松财政政策的影响未能通过中央银行限制抵消之外，通过利珀（Leeper）定理（Leeper,1991）还 证实，财政超支行为不能被通过通胀降低债务的货币政策或为价格稳定而牺牲增长的货币政策所抵消。由于预算程序的组织不足，劳动力市场问题加剧了（Fazekas、Scharle，2012）,公司和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了入手容易且较便宜， 但还款风险很高的外币贷款（Kovács，2013;Lentner，2015），这样提供了额外的融资以抵消因疲软的经济环境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并规避了利息更高，难以偿还的福林贷款。到2006年负债累累的公共财政和外币负债的初级收入持有 部门维持的增长模式陷入死胡同，再也不能持续（Orbán、Szapáry，2006）， 但由于2007年-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外汇贷款的汇率和利率急剧上升，所 以有效的不可操作性变得显而易见，匈牙利迫切需要国际援助。2006年的趋同 轨迹调整意图主要是以收入为中心，这增加了初级收入所有人的税收负担，同时减少了他们的收入，但由于解决结构性缺陷几乎没有办法，所以只能暂时缓解问题。从2006年到2007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从9.3%下降到5.1%，但由于外部资金减少和先前的超支促进增长，但后来又紧缩的预算原因，经济增长从3.9%降至0.4%。同时期维谢格拉德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为7%。根据 毛托尔齐·哲尔吉（Matolcsy György）的计算，“在1998-2002年的5年期间， 在人均GDP方面，匈牙利是该地区新欧盟成员国中赶超欧盟平均水平最快的国 家，但从2003年到2007年的第二个五年周期中，成为最慢的赶超国家。在头五 年，我们赶超了欧盟平均水平8.8%，而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仅赶超了1.1%”。毛托尔齐·哲尔吉（Matolcsy,2008年，第13页）还指出，在2003年和2007年之间，除了一体化的减慢之外，在前五年创造的追赶优势也已丧失，而且他还指出，2003-2007年从外部资金角度来看条件更有利。但是货币的购买价值变化也没有呈现稳定的局势。根据胡斯蒂·埃尔诺（Huszti Ernő）的数据（2011年， 第160-167页），⁶ 1995年至2002年期间，国家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24.2%（降至 75.8%），而2003年至2010年（第一年的数据为100%的基数）下降了27.3%（降至72.3%）。

疲软的宏观经济数据，以及不确定和矛盾的经济环境，在2008年秋季的国际 事件背景下，伴随着财务信心丧失，大多数投资者退出了政府证券市场，而且许多生产公司也转向了范围狭窄的再生产过程。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申请的193亿欧元提取了143亿。所申请的信贷额度过高， 而提取的金额使用不当（Lentner，2013年，第268-269页）。随着信贷而来的是放贷机构提出的进一步紧缩要求。因此，匈牙利的危机管理并没有刺激财政需求，反而继续实行财政紧缩，也就是说，实现了一种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的顺周期方法。在2009年，匈牙利经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6.6%，这是欧 盟的负增长记录之一，此外，预算赤字从2008年的3.6%到2009-2010年增加为4.5%。在危机的背景下，从初级收入持有者征收的进一步税费抑制了生产，使 赤字增加约1.5%。这场危机还影响了匈牙利经济的出口和资本进口趋势中发挥 决定因素作用的欧盟经济，并暴露了欧洲联盟经济暨货币联盟体制系统的缺点和弱点及其功能失调的情况（Losoncz，2010）。在已成为国际规模的危机中，中央银行政策（Neményi，2009；2011）⁷ 和以前与自由市场运作背道而驰的国家补助禁令也被置于新的条件之中（Staviczky，2010），但是数十年来一直致力解决问题的匈牙利财政和货币部门几乎无法接手，或者只能以低效率执行（Bolf- Galamb、Kányási，2010)⁸，特别是因为国家在二年前已经开始走向破产。这导致了进一步的社会牺牲，所以匈牙利在危机爆发后根本不能参与国际危机管理方法，只有在数年过后才能参与。

由于很沉重的国债负担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化以及主观要求家长制的社会， 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管理（其中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其财产的削减以及“遏制”其监管和控制机制），最终仍然是实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不良的经济结构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不顾国家收入的“大方的”社会福利制度的紧缩， 以及随后“为了政治和社会安定”起见一再“放松”的实践，国家被迫把经济重点放在国外资本上，以税收优惠待遇甚至以预算支持，从而加速了匈牙利的举债。本来就有“天生缺陷”的（Stumpf，2014年，第18-24页）政治制度更迭时的经济政策不断产生了预算赤字，因为其经济和税收制度结构以及社会福利政策（仅）“注定”了这个结果，然后为了应对有时很严重的问题，对维权能力较低的境内居民施加了额外的负担。因此，处于不利地位的初级收入持有者在改革和整顿中的利益显著降低，甚至有时还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抵制，最终，境内居民初级收入持有者群体拒绝了操弄紧缩措施的政府政策以及政府本身。米海伊·彼得（Mihályi Péter，2014年)认为，大多数匈牙利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各种现代化， 因为他们通过国家再分配获得大部分收入，这也是扭曲的就业结构导致的。事实上，60%的成年人口要么是国家雇员，要么主要依靠国家收入转移而生活。所有 以紧缩措施为基础的经济调整都告失败，目标效果没有实现，但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二十年中毫无质疑的成果是和平过渡和欧盟一体化的实现。

处理政治制度更迭引起的制度危机：2010年后的国家财政改革

在2007年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匈牙利公共财政监管不善、财政 政策有错误和不可持续，以及财政管理不透明，超额支出通过引入外部资金来垫资。因此，主张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债权人期望陷入债务陷阱的匈牙利政府也奉行这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他们认为，匈牙利这样才能保证偿还贷款，不过这种经济政策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也没有适应匈牙利生产力和生产状况的需要和条件。在千禧年后，公债和利息负担也迅速增加。净外债从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5%，在2005年增长到28.2%。从2002年到2006年，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4.6%增至64.1%，而到2010年超过了80%。在此期间，匈牙利的财政赤字约占GDP的7%。由于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国家的运行到2006年变得不可持续。因此，有必要更新国家的运作和国家财政管理（Lentner，2018）。在2010 年政府更迭和经济政策改变后，匈牙利不再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担保贷款，但在2008年危机期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的125亿欧元，从欧 盟申请的65亿欧元以及从世界银行申请的10亿欧元贷款都偿还了。

2010年之后，匈牙利实行了公共财政改革，旨在建立高效的财政部门和以生 产和投资为导向的公司部门，以及对收入增长感兴趣的社会。由于公共财政改革结果，财政管理环境发生了变化，匈牙利法律体系中出现了许多新法规，随之而来的是适当和有效的国家控制，而且基于规则的财政政策已成为了常态。2011 年以来施行的《基本法》将公共财政的责任提升到了宪法的层面。关于公共财政的章节包括中央预算、公共债务、国家资产、透明度、公平课税、匈牙利国家银行、预算理事会和国家审计署的有关法规。该章的主要原则是平稳、透明和可持续的预算管理。《基本法》的公共财政重点在于减少国债。根据匈牙利《基本法》第36条第（4)款和第（5)款，“议会不得通过可能导致外债超过国内生产总 值一半的中央预算案”，此外，“当国债多于国内生产总值一半时，议会只允许通过旨在降低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中央预算案”。根据第（6）款，“只 有在特殊法律秩序时，在缓解特殊情况造成的后果所需要的程度上，或者国民经济持久显著下跌的时候，在恢复国民经济平衡所需要的程度上可以偏离第（4） 款和第（5）款的规定”。

2010年后实施的财政改革包括减少劳动税、扩大家庭税收优惠、增加消费税 和销售税的比重以及引进额外利润税。税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减少所得税性质的税收（个人所得税、公司利润税等），从而产生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和公司收入，而预算中“损失”的所得税由增值税和消费税充分抵销了。除了税收制度改革之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实现了。到2010年底，由强制性私营养老基金引起的 预算赤字越来越增加，因为在私营养老基金成员基础上应当支付的养老金补贴（ 理所当然地）流入了私营基金，因此，用于支付国家养老金支出的收入必然下降了，所以因此产生的赤字应由中央预算弥补。问题在于私营基金只吸引了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和收入较高的年轻新就业者，而低收入和临近退休的公民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由于匈牙利的传统上是即付即用的制度，所以占1000万人口三分之 一的退休人员以及不断增多的退休人员的福利变得越来越无望。结果，强制性私营养老金制度被废除了，大多数成员又退回到了国家养老金制度中。

随着《基本法》生效，加强了公共财政纪律和控制。在通过《基本法》后， 通过了关于国家审计署的2011年第六十六号法律，并因此扩大了审计署的审计 权力。该法律的目的是确保能够更有效地采取行动来使用纳税人的钱并保护国家财富。《基本法》将预算理事会提升为具有宪法地位的机构，从而成为了支持议会立法工作的机构，并且根据《宪法》和法律执行其职能。它协助起草中央预算案、作为支持机构审计国会的立法工作，对中央预算案的依据提出意见并且为了遵循外债规则而事先同意通过中央预算法案（Kovács，2017）。2010年之后，通过引入在线发票和收银系统以及公路运输电子控制系统，税收的效率提高了。

在此期间，实现了匈牙利地方自治政府体制的转型和债务重组（Lentner、Hegedűs，2019）。而且《稳定法》（2011年第一百九十四号法律）和《国有资产法》（2011年第一百九十六号法律）的相关规定也有助于中央和地方预算系统 的稳定。《稳定法》包括财政理事会有关的规则，其制定在减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有资产法》有助于透明和负责任地管理国家资产，并有助于维护和保护国家价值。

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匹配。匈牙利在2013年后进行了货 币政策改革，此后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并确保价格稳定的过程中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由于基准利率逐渐降低（到2016年从7%降至0.9%，而到2020年 夏天先降到0.75%，然后再降到0.6%），私营部门的融资成本下降了，投资和消 费都活跃了。为了加强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匈牙利中央银行在2013年后 启动了不少方案。其中一个是旨在重新启动企业信贷的“增长信贷计划”，这相似于英国融资换贷款计划（Funding for Lending Scheme，简称FLS)和美国QE计划。在2013年和2017年之间，这个方案以2至2.5个百分点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Matolcsy、Palotai，2019）。撤出外币贷款是一项关键措施，匈牙利中央银行（MNB）为了实施外币贷款转换成福林贷款而向匈牙利其他银行提供了 97亿欧元资金（Kolozsi等人，2018）。2014年-2016年，匈牙利国家通过发放福林债券偿还了约110亿欧元外汇债务。中央银行方案和经济改善对公司贷款产 生了积极影响。2017年至2018年，企业贷款10%以上的增加证实企业对经济增长和赶上有信心。

2010年后公共财政更新有助于匈牙利国家和经济从业者长期有效的合作，为 建设管理有方的国家提供了可能（Kolozsi等人，2018）。由于匈牙利经济中外 债比率很高，内部失衡现象很严重，所以有必要改变战略的方向。根据哲尔吉和维什（György、Veress，2016）的一项研究，匈牙利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是过去错误的战略决策造成的，所以2010年后采取的措施旨在应对这些挑战。匈牙利 公共财政体系的主要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比如在2010年后，对大型分配制度（养老和社保制度，医疗卫生和高等教育等）以及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级之间的分工进行了转型。变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扩大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确保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形成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因为参加工作的人越多，社会便越强（Schlett，2017）。2010年之后的经济政策措施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预算调整并非伴以紧缩政策，而是减轻税收负担和经济的漂白（Varga，2017）。

由于2010年以后实行的法规变化、国家财政改革以及中央银行2013年后的积 极政策，匈牙利走上了长期增长的道路。2013年以来的稳步增长伴随着宏观金融 平衡的维持和经济脆弱性的降低（Matolcsy、Palotai，2019），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就如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在匈牙利也发生了停止甚至下跌。

由于国内公共财政改革，《基本法》等其他核心法律提供了法规背景。新《审计署法》（2011年第六十六号法律)是议会最早通过的核心法律之一。这项 符合国际标准的法律确认了国家审计署的独立性、扩大了其审计权利范围，并且通过公布报告而增加了审计的透明度。随着公共财政体系被置于优先地位，国家审计署的职能也也变得至关重要。做为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权利扩大的成果，法律对机构的运作进行了重组。法律赋予了新职能和权利，而审计署在兼顾法律相关规定同时，可自由使用这些权利，其唯一强制性任务只是制定分析报告以支持预算理事会的工作（Domokos，2019）。随着预算控制环境的紧缩，无后续行动 的审计时代已结束。

由于2010年后实施的公共财政改革，（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努力的基础 上）匈牙利的预算状况（赤字和公共债务），通货膨胀率和对外经济状况均得到了显著改善（图1、)。

在外部因素引起冲击时的危机管理 —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影响

2020年初春袭击匈牙利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经济下滑。疫情风险大大阻止 了劳动力参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对第三产业服务的需求减少了，在其综合作用下，生产和GDP均下降。必须强调的是，这场危机并不是匈牙利政府和央 行运作导致的，而显然是外部因素的溢出效应。这些问题冲击匈牙利的时候，匈牙利已达到自2010年以来建立的增长轨迹的顶峰。

与1995年、2006年和2008年的危机管理措施不同，政府没有将重点放在居民和小型企业的负担上。政府强调，不实行任何紧缩政策，不增加税费，不减少社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和匈牙利中央银行（2020）会福利，甚至正好相反。中央银行努力通过增加再融资贷款、鼓励商业银行继续向企业贷款、降低基准利率和暂停偿债来减轻危机的负面影响。

根据政府2020年3月的计划，这一揽子危机管理措施涉及GDP的18-22%，即约110亿福林。⁹ 政府试图通过提高预算支出，暂时“宽容”赤字并以提高中央银行的再融资信贷额度（即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组合）来找到解决办法。然而在经济重建中，应该不仅仅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换言之，在重组过程中，值得考虑进行长期推迟的技术更新，进行合并以提高中小型企业部门的规模效率。当然，如果个位数个人所得税和进一步降低的企业所得税在2013-2019年期间生效，则当前危机管理的效率本来可以进一步提高。因此， 居民和公司的有效需求以及投资和消费需求都有可能更高，这样国家就不必支付那么多的公司补助金和就业保留补贴，而且民众的消费和有效需求储备也可以更高。毫无疑问，危机管理防备和危机管理的方式在国民经济、公司和家庭层面上都会呈一种竞争优势。

在2020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和旅游业以及酒店饮食业产值分别 下降了13.6%、25%、80%和60%。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甚至2021年上半年， 也预计将有类似但稍微小一些的跌幅，这将导致2020年和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 下降，从而国家预算的稳定削弱。在中期成功的阶段后，2020年经济下滑的预期 幅度参见图1。

正在形成的宏观经济条件下，需要更加注重应对21世纪挑战的数字化、绿色 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消费和工作习惯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详见本特刊中毛托尔齐·哲尔吉的论文）。匈牙利的短期和中期国民经济战略除了减轻危机的严重影响之外，还要增强竞争力，并且要对债务融资找到安全的解决方案。

在未来的几年中，如果没有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积极发挥作用和经济影响，就难以取得任何成果。我们可以预期全球价值链将被重组，区域地位加强，供应商基地呈多中心化，应急储备量增加。也就说，构成世界经济的构造板块将进行重组，这将引发各国的有效反应，而国际机构的作用预计将有所减弱。在本地区， 可以预期欧盟内部的矛盾将加剧，南北断裂线将增加。这些进程将高估匈牙利国民经济危机管理能力和方式，甚至勾勒出一条新的发展轨迹。应该进一步提高税制的竞争力，使公共财政的筹资进一步多样化，并且探索内外资金的最佳比例。尽管匈牙利在2011年和2019年期间在国债管理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果，但¹⁰应该 考虑到国债中期的“重筑”，所以将重点要更加转移到安全的融资上。在世界经济加速重组的过程中，匈牙利需要跟着有助于摆脱中等发展陷阱的发展趋势，并且规避当前危机后果数十年的“植入”。换而言之，使用更具创新性的财政政策（类似几十年前，在类似的危机条件下韩国、新加坡和芬兰实行的政策）有机会避免停滞不前。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医疗卫生改革和高等教育质量的大幅提高可被视为实现真正赶超的关键领域。

结论

在选择采用危机管理方法时，需要考虑到有关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特点。据拉马迪（Ramady，2010），如果经济改革建立在国家的法律监管框架基 础上，并且确保为社会最佳分配资源，那么经济改革就会被视为是成功的。发展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对于有效利用公共资金至关重要。戴蒙德（Diamond，2003） 认为，战略性财政规划、重新设计现有方案、改进财政制度以及引入问责制度和财政激励措施，对于改革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适当的预算机构的运作对于实施有效的预算政策很重要（Aidt等人，2008)。匈牙利过去三十年的大多数危机管 理措施都没有符合这些要求。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 特别是在匈牙利，近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成功。⁴平稳的预算和低通胀环境是可以 接受的目标，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在放松管制和实行私有化，特别是在快速和无过渡的自由化框架下是无效的。1995年和2006年国家接近破产的局面出 现，以及应对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减少有效需求的新自由主义危机管理模式（也） 证明了这个事实。然而，让我们补充一点：这两个国际组织从失误中汲取了教训，重新遵循凯恩斯主义的原则，但二者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在多极世界秩序中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体系中不可避免的参与者地位。他们已经为借款国家提供更大的财政自由，如果通过公共投资实现经济复苏，则允许支出削减速度减慢。匈牙利2010年后将危机中的国家“拉出困境”的公共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适度脱 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范，即加强了国有资产和国家影响经济的作用，扩大而不是放松经济管制，引入了更好地适应税收能力的公共课税制度，此外，除了中央银行有助于缓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外，还加强了经济刺激和金融稳定措施的执行。

然而从匈牙利角度来看，1995年基于国际金融机构危机管理建议的经济稳定 一揽子计划、2006年秋天公布的趋同轨迹调整措施和2008年秋天旨在稳定的措 施基本上仅限于解决严重和最紧迫的失衡问题，但是限制整体有效需求、投资和进口会以牺牲增长和社会为代价，所以这些措施不切实际而且长期不能取得成果。我们要补充提到，1995年和2006年出现的濒临破产的情况是这些意图在无 过渡条件下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加速放松经济管制和私有化以及突飞猛进保护内部市场的错误措施导致的结果。

使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成功管理了1929年至1933年的危机，而且 发达市场经济体在2008年危机之后也很愿意采用。然而，匈牙利并没有意愿，而 且也没有得到欧盟的“批准”，在2010年的公共财政改革中（与其匹配），通过 增加预算赤字朝刺激需求的方向发展。2013年之前，匈牙利中央银行也没有降息 或者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危机管理措施，甚至连基准利率也没上升，以迫使获得信贷的成本更高。然而，到2013年（在3年以内），由于广泛的税制改革平衡了财 政路径，欧盟对匈牙利进行的过度赤字程序被取消。在2010年后上台的政府普遍 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影响手段，并因此在宏观经济、公司和民众层面都取得了切实的成果。在这种正面经验的基础上，有理由通过一系列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复苏理念制定的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