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Issue, Vol. 17, 2021 法学和外交

  • 豪姆扎·加博尔

匈牙利私法(实体法和诉讼程序法)的杰出编纂者

匈牙利私法(实体法和诉讼程序法)的杰出编纂者

匈牙利司法编纂的筹备与1791年第十八号法律有关。根据该法成立的法律事务委员会负责起草私法法律草案。这份在两年后完成的草案并不能视为是先进的,直到几十年后的1826年才被印刷出版。绍洛伊·拉斯洛(Szalay László)认为应该遵循的“Code civil”(《法国民法典》)在匈牙利没有被采用。1848年第十五号法律规定的第二次编纂尝试由于政治事件也没有成功。自1853年起,《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生效,因此编纂工作不得不等到1867年的奥匈折衷方案产生后开始。从1895年起,制定一部规范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法典的想法占据了主导地位,时任司法部长埃尔戴·山多尔(Erdély Sándor)成立了负责起草统一民法典草案的委员会。规范民事诉讼和诉讼程序的法典,即1911年第一号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普洛斯·山多尔(Plósz Sándor)的功绩。在1915年生效的该法典的起草过程中,马扎里·盖佐(Magyary Géza)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斯洛迪奇·卡罗伊(Szladits Károly)在匈牙利实体私法长达几十年的编写工作和法教义学基础建设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928年成文的《私法提案》,由于没有生效,被法院认为是一种书面理由(ratio scripta)。在1959年通过,1960年5月1日生效的《匈牙利民法典》和2013年通过,2014年3月15日生效的第二版匈牙利《民法典》里,都可以看到斯洛迪奇·卡罗伊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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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奈伊·吉尔吉

马克斯·韦伯官僚组织理论至今为止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官僚组织理论至今为止的影响

本篇论文首先突出描述了韦伯的家庭背景在其年轻时期的学术生涯中起到的作用。之后在韦伯多元化及决定性的效应历史当中,选出了一个突出的课题进行详细研究:韦伯官僚组织理论在现代公共政治和组织理论中的影响。本论文详细描述韦伯官僚组织理论多样化的效应,其中提到由于简单化和误解引起争议的效应和对其批评的论述。详细描述韦伯官僚组织理论的主要论点,并提到韦伯理论和韦伯主义追随者的关系。论文也提到新康德主义对韦伯理论的影响。从理性角度出发分析韦伯的实践、理论、价值和形式上的理性程度,以及其与效率和成果原则之间的区别。着重通过历史类型学观察政治家和公务员之间的关系。论文有独立章节讨论在匈牙利的效应历史。其中突出马扎里·佐尔坦(Magyary Zoltán)在学术思维发展上的影响,以及韦伯效应各个阶段的特点和缺陷直至今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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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艾格迪·盖尔盖伊

民族对抗文明?“文明国家”的崛起

民族对抗文明?“文明国家”的崛起

冷战结束后,获胜的“西方”得出结论,其价值观是有普遍意义的,而且长期而言这也会为其称霸世界打下基础。然而,这种假设受到了所谓“文明国家”崛起的根本质疑,甚至可能遭到驳斥。(将自己定义为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国家,并尝试复兴其往日帝国的传统。)首先本研究旨在突出最重要的文明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土耳其的主要特征,然后指出,与上述自信的国家相比,“西方”文明必须面对严重的威胁其生存的内部问题。作者的结论是,“西方”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其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观点,但与此同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独特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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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维谢格拉迪·安道尔

主要监管和导向性法律文化中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

主要监管和导向性法律文化中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

本文在澄清法律文化的意义后,讨论(包括英国和匈牙利在内的)六大欧洲以及伊斯兰教、非洲、印度教和远东(中国和日本)法律体系中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的运作和效率。本论文的最终结论是,自20世纪开始,法律文化领域发生了明显的重组。这个重组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方面,是公民对司法系统的不满一类的各种原因,西方法律文化正在探索并对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越来越开放。另一方面,在东方法律文化中,法律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正在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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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扎姆·莱拉·梅琳达博士

行刑机构中的调解:我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战略范式转变

行刑机构中的调解:我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战略范式转变

在匈牙利,对人身、财产和交通案件可以采用刑事调解。其法定前提是行为人认罪并且在调解程序范围内,赔偿所造成的,被判三年以下监禁的损失。如果上述几项条件同时成立,行为人不能受到惩罚。近几年,匈牙利调解程序法律发生的变化基础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匈牙利立法者的目的是扩大调解程序的范围。证明这一点的是,如果根据法律对有关犯罪行为可适用的处罚不超过五年,也可以使用刑事调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无限制地减轻处罚。

然而,根据现行匈牙利法律,如果行为人是多重累犯,或者因法院的最终裁定在服刑期,不允许适用刑事调解。也就是说,尽管不断要求扩大其范围,但调解的适用范围仍然很狭窄。其正面的结果,如受害者和行为人共同处理所经历的创伤,确保赔偿的可能,或促进与社会的眷恋,并没有充分纳入行刑机构重返社会的政策中。反而,行刑机构所使用的是一套所谓的主流重返社会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就业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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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鲍孔迪·巴林特

从政治、经济、医疗、教育各个方面全面评价中匈外交关系

从政治、经济、医疗、教育各个方面全面评价中匈外交关系

在过去的10年里,匈牙利和中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层面。匈牙利和中国领导人从已经可谓友好的关系开始了有意识的建设。这种有意识的建设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实践中见证。在政治领域,这种关系表现在几个方面。这些措施包括双边协议数量的增加,高层领导人的不断磋商,以及通过开设越来越多的领事馆来持续加强外交关系。经济方面双方发现了合作关系中潜在的可能性。双方都对对方持开放的政策。这在匈牙利被称为“向东开放”,而在中国则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也认识到匈牙利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而匈牙利则在不断加强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国家中努力不掉队。 在全球疫情期间双方更为重视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同时由于两个工业体规模不同,为了应对疫情,预计合作只会扩大。 在教育领域双方关系持续发展,复旦大学布达佩斯校区可以促进业已良好的关系。本文在简要回顾历史之后,我会提到近年来比较重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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