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评论 (中文特刊)，第16卷，2020，148-167页，DOI: 10.24307/psz.2021.0111

欧盟就国家主权目前的作用和今后的重要性正在展开广泛讨论。关键问题是各个民族国家在进一步发展相互依存主权中的作用。本篇研究文章通过回顾匈牙利国家主权和主权民族背景的历史来参加这场讨论，重点分析与其相关的一些联系。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有关匈牙利民族特性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趋势的历史贡献，以及欧洲大国如何介绍匈牙利民族特性，他们如何评价匈牙利国家主权，为欧盟的这场国际讨论做出贡献。

关键词：匈牙利国家主权及其民族背景 ；欧洲对匈牙利历史进程 ；历史挑战和在欧盟中匈牙利目前的国家主权问题的外部看法

简介

在公元前1世纪，两个建立在伟大的高级文化基础上的文明 — 中国和罗马帝国，历史上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分别建立征服世界的强国。中国向北和向西扩张， 拉丁人则向北和向东扩张，这对草原各民族的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

草原地带开放的一望无际的平原从满洲里延伸到了喀尔巴阡盆地。虽然这个地带被帕米尔高原、阿尔塔山和天山山脉分隔成东部和西部两个部分，但这个广阔无边的地带还是一体的，因为山脉里的峡谷和山口还是能让牧民找到通道。游牧民族不断迁徙，为他们饲养的动物寻找水和草，他们之间也经常为畜牧而时有争端。这种争端往往导致他们之间的武装冲突，也从而培养了游牧民族无与伦比的战斗能力，来对抗南方的农民和北方从事捕鱼狩猎的民族。

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通过建立统一的中华帝国和建造长城为扩张奠定了基础。他建立了有效的进攻力量和完备的防守体系。后来公元前198年汉高祖征服 了一直挑衅的东匈奴后，强迫他们每年缴纳税款，随后将蒙古和突厥的联盟也纳入了其统治之下。西匈奴在草原上向西逃亡，途中突破了游牧民族原住民的抵抗，逼迫他们往西逃亡。

在罗马当选为永久独裁者的尤里乌斯·凯撒征服了高卢，建立了一个伟大的西欧帝国。在第一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统治下，继续向地中海地区扩张。他们占领了西班牙，然后向北占领了不列颠的一部分，在大陆上一直征战到厄尔巴河，向东沿多瑙河行进。在这里他们赶走了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只能在哥特人的领导下向东行进，在草原上创造了哥特帝国，一直延伸到顿河、黑海，北至波罗的海。住在那里的伊朗人也被哥特人统治（Váczy,1936年,第7-12页）。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陷入了两个大国的掌控之中（Hóman,1941年，第34-36页)。

合乎逻辑的后果是匈奴帝国和哥特帝国之间的冲突，冲突以哥特人的失败告终（Váczy，1936年,第31-32页）。这个结果导致重兵把守的罗马帝国界墙构筑的边境压力越来越大。

罗马帝国界墙与中国长城相比明显稳定性差很多。“天朝”中国依靠长城的抵抗能力可以反击游牧民族的袭击。而罗马的界墙不具有相似能力，所以无法抵御攻击，被称为野蛮人的游牧民族击破界墙，长驱直入占领了罗马帝国的领土（Váczy，1936年,第35-38页；Hóman,1941年,第40页）。草原游牧民族早期无确定方向的迁移时代告终，转换成了东西方互相倾轧争夺的局面。

匈牙利人是何时，又是如何卷入这场激烈的你争我夺之中的呢？

匈牙利民族特性与匈牙利国家地位的草原起源

所有草原民族都是融合的。马扎尔人也是。同时，马扎尔民族是一个独特的组合，一部分是乌古尔-突厥草原的牧民，另一部分生活在森林地带，属于芬兰- 乌戈尔族群，以打猎捕鱼为生。然而很明显的是匈牙利民族形成的地点在西伯利亚西部，即亚洲。芬兰-乌戈尔族群的三个乌戈尔种族—曼西族、汗提族和古马扎尔族都生活在西伯利亚西部。古马扎尔族住在他们东部的林地。曼西族和汗提族现在仍居住在西伯利亚秋明附近的汗蒂-曼西亚自治区（约12500人），他们 都能说两种语言：官方语言俄语和汗提语或者曼西语。邻近的古马扎尔族是如何进入远离芬兰-乌戈尔族群的喀尔巴阡盆地的呢？在公元895年，当曼西族和汗提族近亲们仍然过着掠夺大自然的打猎捕鱼生活时，古马扎尔人是如何能够进行有组织的定居行动的呢？答案只能是这样的，定居匈牙利的马扎尔人不仅由古马扎尔人组成，而且形成了一个由占统治地位的"梅捷尔”部落领导的融合的各民族联盟，马扎尔人由此而得名。霍曼·巴林特（Hóman Bálint）的基本历史研究确认了这一观点，他指出：“芬兰-乌戈尔族群东部分支在奥赛梯—维古尔—马扎尔语言共同体时代就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且已经从无组织的，靠捕猎为生的骑兵战士转化成了牧民......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芬兰-乌戈尔族群在定居匈

牙利时期和之后的几个世纪期间的生活环境一直没有变化”（Hóman,1941年, 第23页）。

在定居匈牙利之前，古马扎尔人在亚洲发生了什么？

许多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在亚洲森林地带生活的一群乌戈尔人已经自己进入或被赶入了草原地带。乌古尔突厥人（也称为保加利亚-突厥人）很可能将芬兰- 乌戈尔族群中居住在乌拉尔以外的，即住在离曼西族和汗提族更东边的古马扎尔人赶入了草原地带（Érdy,2001年,第219页）。

文化影响的结果是，古马扎尔人从纯粹的打猎捕鱼人变成了牲畜饲养人。正如德尔·约瑟夫（Deér József）根据语言学研究成果而下的结论：“虽然芬兰语-佩尔米亚语的古老词汇主要是狩猎捕鱼的术语，体现了他们的捕食生活方式，但在乌戈尔分支的语言中除了有与狩猎和捕鱼有关的术语之外，我们发现这样一些线索，从中可以推断出乌戈尔分支从事家畜饲养，甚至直接可以断定是饲养马的文化”（Deér，2007年,第31页)。这个古马扎尔人人群被人口更多、更 强壮的保加利亚-突厥人口赶往南方—正如久尔费·捷尔吉（Györffy György）所写：“这种交往不仅给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打上了烙印，而且带来了人口构成的变化。乌戈尔起源的民族在突厥奥诺古尔族领导下定居，从原先的居住地有组织地迁到南部。从此马扎尔人卷入了游牧部落西进的漩涡”（Györffy，1999年,第60页）。

保加利亚-突厥民族不仅以畜牧经济（覆盖所有驯养物种）为特征，而且拥有农业知识，并参与毛皮狩猎和毛皮贸易。它将其部落和社群合并为统一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古马扎尔人不是以奴仆身份分散在各个族群之中，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在乌戈尔和保加利亚-突厥人口构成中形成了独立的族裔特征。

他们使用的匈牙利语证明，他们没有消失，而是在乌古尔突厥族中以独立特征生活，正如德尔·约瑟夫（Deér József）所得出的结论：“匈牙利语言的留存只能是因为马扎尔人在保加利亚-突厥人的政治组织中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部落， 因为如果马扎尔人被作为奴仆分配给征服者的话，芬兰-乌戈尔语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喀尔巴阡盆地将被一个拥有纯粹突厥族血统和讲突厥语的民族接管。他们也许会与多瑙河上的保加利亚人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与后来在匈牙利土地上出现的贝森人、乌古斯人和库曼人区别也不大”（Deér，2007年,第36页）。

这一切都发生在亚洲。在历时几个世纪的从东向西迁移的浪潮中，马扎尔族的融合性因蒙古人、奥古孜突厥人（匈奴，后来的阿瓦尔人）的共存而扩大，在草原迁徙期间，随着新的种族加入，例如属于伊朗族群的奄蔡、粟特以及萨尔马提亚民族而进一步扩展（草原地带发生的历史进程详细可参考Hóman，1941年， 第23-32页）。由于融合性不断扩大，原先在森林居住的古马扎尔人吸收了突厥 和伊朗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

匈牙利人在欧洲语言中的译名是容易误导的。这个名字会让人以为匈奴人和匈牙利人相同（Hun Empire和Hungary；Hun和Hungarian）。然而在名称的相似性背后有两个不同的种族。在匈牙利东部的许多国家，匈牙利的名称区别不大，是“马卡里斯坦”（Macaristan），因为他们考虑到匈牙利人在匈牙利语中 称自己为“马扎尔人”，匈牙利为“马扎尔国”。然而，不排除匈奴人与马扎尔人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古马扎尔人和乌古尔突厥人都是融合的民族，还在亚洲时，他们已经成为了属于突厥另一支奥古孜突厥族群建立的匈奴帝国的一部分。他们在平时生活用语中使用了乌古尔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丘瓦斯人）的“r”音代替了奥古孜突厥人（匈奴人、阿瓦尔人、土耳其人、维吾尔人）的“z”音（Váczy，1936年， 第175-176页）。在这一点上值得参考语言学家贡波茨·佐尔坦（Gombocz Zoltán）和历史学家霍曼·巴林特的研究结论。贡波茨·佐尔坦在根据对匈牙 利语中的古保加利亚语外来词和人名的分析得出结论，这个结论的本质引用霍曼·巴林特的话来说，贡波茨“承认匈牙利人是芬兰-乌戈尔基本元素和保加利亚-突厥元素的混合体，而且作为匈奴传统的种子，从两个要素演变为统一民族的匈牙利民族选择了匈奴民族意识”（Hóman，2010年,第17页）。

匈牙利民族特性起源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贡波茨的语言学研究结论，霍曼是如此概括的：“他从作为具有历史渊源价值的真正口口传承的民间故事和外来语的知识范围中提炼了匈牙利人的匈奴传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身份特性的思维。从而朝着崭新的民间传统历史批判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Hóman，2010年,第18页）。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贡波茨的语言学分析成果，霍 曼得出了以下结论：“定居匈牙利的匈牙利人，按照我们的看法来说，和其他民族不列颠人、法兰西人、保加利亚人、普鲁士人相同，是两个不同种族混血而成的民族，但具有统一的种族性、单一语言和统一文化的民族。既不是芬兰乌戈尔人，也不是突厥人，而是富有个性的匈牙利人了”（Hóman,2010年,第28页）。

根据定居匈牙利时期就存在的匈牙利民间传说， 不能排除具有匈牙利民族特性的人作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已经存在。埃克哈特·山道尔（Eckhardt Sándor）也确认了这一点（Eckhardt，1940年，第185-186页）。因为口口相传的传统文化在草原民族的范围内往往会存在几个世纪。关于这一点的明显例子是在当今匈牙利已经完全被同化的库曼人的关于库曼人起源的口头传统文化，或者几个世纪内也被同化的贾斯人关于他们伊朗血统的口头传统文化，以及与生活在高加索的奥塞梯人的亲缘关系意识。

“马扎尔”这个名字只在匈牙利大公国成立时出现在拜占庭编年史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民族这之前不存在，正如舒达尔·鲍拉兹（Sudár Balázs）所写：“虽然匈牙利人只出现在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文献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 以前并不存在。他们只不过被称为其他的名称，甚至有可能，用在他们身上的名字（匈奴，阿瓦尔，萨比尔，小乌古尔，突厥等）并不是指同一“匈牙利人”， 而是一个个种族成分”（Sudár，2015年,第128页）。

换句话说，几个世纪以来匈牙利人一直属于比他们更强大的族群的一部分， 所以拜占庭、阿拉伯和中国编年史中都没有提及。在脱离卡扎尔帝国并在草原上成立了匈牙利大公国后，匈牙利才以独立的力量和名字进入了历史舞台。从此匈牙利的身份特性具有了双重含义。它意味着一群具有匈牙利族裔特征的人群， 但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民族融合的帝国，即一个基于匈牙利族裔特性基础上，团结讲不同语言的其他族裔群体建立的国家。在匈牙利大公国成立时匈牙利遵循匈奴人、阿瓦尔人、突厥人和卡扎尔人的模式，正如德尔·约瑟夫所指出的那样：正如匈牙利人以前几个世纪使用其他更强大的民族的名字一样，现在这个部落已成为新政治核心，加入它的其他部落自然而然地就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这个最初一个部落的名字成为整个匈牙利人族群的名字之时，匈牙利人才真正成为了一个民族（Deér，2007年,第40页）。

草原民族的习惯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或者部落命名民族名称。就像瓦齐（Váczy）写到的：“维吾尔族十一个部落中排名第一的卡甘部落被称为“维吾尔”，由此整个部落联盟得名维吾尔”（Váczy,2010年,第60页）。匈奴的名字也意味着种族，但“在许多情况下，匈奴这个名字是为了表达有关部落是匈奴邦联的成员”（Váczy,2010年,第61页）。也有人提出，匈奴族本身也不是单一 种族，用单一语言的，瓦齐继续阐述这种想法：当冒顿单于建立亚洲的匈奴帝国时，他很自豪地致函中国皇帝说，“他把被征服的国民都已经归顺为匈奴，成为了统一的大家庭”。“大多数成为匈奴的民族后来在匈奴霸权垮台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Váczy,2010年,第61页）。在考古学方面有这种说法，匈奴人也不 是单一人种，用单一语言的（Fettich，1940年,第227页）。这一名称改变的习惯是草原民族独有的，也适用于匈牙利人。

匈牙利民族起源和匈牙利建国的时间不同。民族起源的研究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亚洲是融合性草原民族的发源地。匈奴-匈牙利的民族亲缘关系正变得越来越确定。随着遗传学的发展，匈奴和匈牙利的血缘关系问题得到了新的研究机会。第一批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表明，定居匈牙利的马扎尔人与讲芬兰乌戈尔语言的人从人类学上相差很远（更进一步来说，今天的匈牙利人从基因上与定居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完全脱离）。内帕拉茨基·安德烈（Neparáczki Endre）和他的同事们根据只从母体分支继承的线粒体DNA 的基因测试表明，定居匈牙利可能的祖先的母体分支上，41.5%是匈奴（亚洲 匈奴），42.7%是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血统（Neparáczki，2017）。2020年福迪·伊丽莎白（Fóthi Erzsébet）和她的同事们根据对仅遗传在父系一侧的Y染色体DNA的研究得出结论，定居匈牙利的民族是异质起源的，三个主要遗传成分 之一起源于亚洲内陆，可能来自匈奴帝国的幸存者（Fóthi等人，2020）。

根据目前的科学研究情况，匈牙利和匈奴的亲缘关系在种族构成方面极有可能，语言亲属关系则指向芬兰-乌戈尔起源，也受到土耳其、伊朗和斯拉夫的重要影响，文化亲属关系显然是土耳其的。迄今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新的问题，从而鼓励了若干学科的协调研究。

匈牙利第一个国家匈牙利大公国的建立在拜占庭编年史上已经有记载。当匈牙利人感到有足够的力量脱离卡扎尔帝国，建立独立的国家时，他们建立了草原强国匈牙利大公国。建国是在埃特尔科兹（Etelköz）进行的，在那里匈牙利人 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正如德尔·约瑟夫所得出的结论：“埃特尔科兹是向西行进的游牧民族的一个大墓地，他们已经撞进了当地定居住民的包围圈，在东部血缘民族的压力下，他们几十年来为了应付两个方向同时进行的战斗而疲于奔命。匈牙利人受到了与后来到达该地区的贝森人、乌古斯人和库曼人部落联盟同样命运的威胁”（Deér，2007年,第39页）。

对于埃特尔克兹的确切位置，研究人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是因为“Etel” 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意为“大河”。因此，根据一些意见，埃特尔科兹的位置是伏尔加河和乌拉尔之间的地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埃特尔科兹位于顿河和第聂伯尔河之间的地区。然而根据新的考古研究结果，可以非常肯定地得出结论，埃特尔科兹分布于第聂伯尔河和聂斯特河之间。

公元895年，匈牙利大公国离开埃特尔科兹，通过占领喀尔巴阡盆地避免 了自然减员。然而，这与在喀尔巴阡盆地出现的匈牙利族不同。新的考古证据证实，匈牙利民族之前已经开始在喀尔巴阡盆地定居，正如舒达尔·托马斯（Sudár Tamás）所主张的：“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我们不应该将定居匈牙利视为持续一两年的历史事件，而应把它视作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Sudár，2015年,第138页）。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匈牙利民族和匈牙利国家地位

匈牙利大公国作为草原强国出现在喀尔巴阡盆地从两个方面来说都是独特的，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的欧洲。首先，因为与以前统治喀尔巴阡盆地的帝国（如匈奴和阿瓦尔前身）不同，匈牙利建国后并没有很快灭亡。在895年后不 久，日耳曼人为了纪念查理大帝在喀尔巴阡盆地击败阿瓦尔政权的战役，在907 年试图摧毁匈牙利大公国的政权，但在波若尼战役（又称普雷斯堡或布拉吉斯拉法战役–译者注）中，他们在匈牙利小规模部队抵抗面前遭受了失败，他们一路撤退到恩斯河，并一时放弃了对匈牙利帝国的进攻战争。匈牙利人在喀尔巴阡盆地的定居趋于稳定。

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扩张野心还是导致了接下来几个世纪的武装冲突，但他们无法阻止匈牙利大公国作为信奉基督教的匈牙利王国融入中世纪欧洲国家之中，并成长为一个重要的欧洲强国，在这个国家中匈牙利族裔的主导作用仍然不间断，同时其融合性随着新的种族特征群体而扩大。然而最好假设一下如果日耳曼人获胜，会发生什么，正如德尔·约瑟夫所说：“即使没有彻底的毁灭和灭绝，日耳曼的政权无论如何也会给匈牙利人一个组织架构，这个架构会与厄尔巴河沿岸的斯拉夫部落或波兰人和捷克人公国与帝国的关系几乎没有区别”（Deér，2007年,第56页）。

另一方面匈牙利的国家地位是独特的，是因为目前的主权欧洲国家都是在罗马或拜占庭模式的影响下建立的。匈牙利国家地位最初遵循草原国家模式，然后在历史上独特融入基督教和种族特性的延续性的基础上一直存在到现在。换句话说，现在的匈牙利主权国家是欧洲一个特殊的权力体制。保加利亚国家原本也是一个草原起源的保加利亚-突厥国家，在保加利亚-突厥民族和斯拉夫方向的语言交流之后形成了一个拜占庭模式的国家并维持到今天。

总之关于匈牙利民族起源和匈牙利国家可以得出结论，正如萨巴多什·久尔吉（Szabados György）所写的那样：“......匈牙利人是至今仍然存在的不但建国，而且种族基因形成都发生在草原文化圈的唯一欧洲民族，他们带着东方遗产，融入了中世纪“西方”的信仰与政治世界，并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标准”（Szabados,2015年,第159页）。

匈牙利大公国融入欧洲基督教国家之中并非没有出现紧张气氛。基督教欧洲的敌意是有道理的，因为异教徒匈牙利人同样对基督教欧洲怀有敌意。我们同意德尔·约瑟夫的说法：“9世纪暮色中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新的马背上 的民族，首先是异教徒世界的孩子，是敌视基督教欧洲的游牧文化圈的代表”（Deér，2007年,第28页）。

因此在喀尔巴阡盆地定居的匈牙利人，了解和利用欧洲国家的弱点和分裂， 首先领导了草原强权典型的掠夺战役，成功地对抗了欧洲的基督教力量。这方面他们参考了匈奴和阿瓦尔的模式。然而从10世纪中叶开始，匈牙利处在了一个十 字路口，由于神圣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的实力增强，匈牙利大公国处于两个自我意识强大的世界强国（奥托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在穷兵黩武的皇帝统治下实力增强的拜占庭帝国）的恐怖铁钳之下（Deér，2007年,第55页）。

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要么继续典型的草原国家的掠夺战役，从而像以前的草原国家一样触发灭亡，要么主动融入基督教国家的环境。盖佐大公主动向后一种方案的方向迈出了步子。这不仅为匈牙利民族特性开辟了生存的可能性，而且启动了匈牙利帝国的转型。圣伊斯特万继续保持了这个方向，把匈牙利大公国变成了信奉基督教的匈牙利王国。非常实质性的是匈牙利帝国为王国的所有臣民提供了发展和实现的机会，而不论其种族或语言从属关系如何。

定居后匈牙利民族的融合性继续丰富多彩，正如鲍比奇·米海伊（ Babits Mihály）所写：“匈牙利人民不是像盎格鲁人一样，是来自两个或三个人种的融 合，而是不计其数的少数人种合并而成的单一的更强大的部落。因此无论是在其灵魂中，还是在表达其灵魂的文化中，匈牙利民族变得比许多其他民族更加团结和多样化”（Babits，1939年,第52页)。这种统一不仅发生在高文化层面。在欧 洲并不为人所知的匈牙利语言知识在王国中非常普及，在王国的多种民族特性群体中也非常普及。这意味着占主宰地位的种族是匈牙利族，鲍比奇关于匈牙利语是这样描述的：“它是一种特别的语言，我想说是一种奇异的语言，完全不同于居住在这里或搬迁进来并被慢慢同化的任何少数民族的语言”。在这里没有语言混合的可能，但鲍比奇继续说，“匈牙利语仍然在各种外来语的影响下丰富起来，也许没有欧洲语言比匈牙利语内容更丰富，而且尽管匈牙利语内容多种多样，但它还是如此地统一和特别”（Babits，1939年,第52页）。

书面的匈牙利语也出现了，文化价值也丰富了口头文化传统。匈牙利文化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音乐语言和民间舞蹈中，在多个民族融合的匈牙利王国中都是一种凝聚力。至今匈牙利语、音乐语言和民间舞蹈仍然是一种凝聚力，因此目前居住在欧洲的各个种族中，只有匈牙利人才能被视为具有一千年欧洲连续性的来自亚洲的民族。

中欧只有信奉基督教的匈牙利王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事实上匈牙利国王从教皇那里获得了圣皇冠，这意味着他避免依赖神圣罗马皇帝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 而中欧的其他新建立的国家却未能做到这一点。正如霍曼·巴林特所言，西尔维斯特教皇“赐予了伊斯特万国王索要的国王皇冠，同时也赐予了他挂在长柄上的“使徒双十字架”，象征了匈牙利独立于外国的教会组织，匈牙利天主教会直接从属于罗马教廷”（Hóman，1941年,第180页）。神圣罗马皇帝奥托三世将 帝国守护神圣莫里茨所用的基督十字架圣物装饰的长矛赠送给圣伊斯特万。圣皇冠、使徒双十字架和长矛共同象征着匈牙利王国的神圣主权，因为它们充分体现和表达了所有符合当时时代要求存在的欧洲国家的承认。

当时国家主权的含义与当今仍然适用的现代主权的含义不同。主权一词的词源并不众所周知。一般思维总是将“国家”和“主权”这两个词语一起提及，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毕竟这两个范畴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 这两个拉丁语词语的词源是不同的。“国家”一词的词源来自古代拉丁语中的“status”（地位）一词。许多欧洲语言中的“国家”（state, der Staat等） 对拉丁语原词的借用就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语中的“állam”（国家）也源自 拉丁语单词“status”（地位）。由于语言更新，形成了拉丁语词语“status”的匈牙利语版本。1786年巴尔札法尔威·萨博·大卫（Barczafalvi Szabó Dávid） 首次使用“álladalom”一词，1836年福加拉西·亚诺什（Fogarasi János）创造了“állam”一词，此后在匈牙利语中普遍使用（Szabados，2015年,第160 页）。“主权”一词在古罗马并不为人所知。这个词的词源可以在中世纪拉丁语中以“superanus”的形式找到。这个词首先出现在南欧，然后在11世纪的德 语区。

中世纪国家的概念中，主权完全是一种对宗教权力的超然依赖。其他国家不是主权国家，因为除了超然依赖之外，它们还处于对某种世俗权力的附庸依赖状态中。例如，在11世纪的欧洲，法国或神圣罗马帝国是主权国家。而大多数国家 不是主权国家，因为它们处于对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附庸依赖状态中。超越主权使政治强势成为可能，国家的改朝换代也引发了国家边界经常的暴力性变化。

在占领喀尔巴阡盆地后，匈牙利大公国作为信奉基督教的匈牙利王国在几个世纪中成为欧洲重要的力量，在这个帝国中匈牙利民族的主导作用始终没有中断，而其原有的融合性随着新的种族群体而扩大。在这一点上需要消除一个常见的误解。匈牙利人并不是被动地接纳基督教，而是从匈牙利王国成立伊始，基督教就是建国的积极因素。阿斯特里克（Asztrik）作为埃斯特戈姆(Esztergom）大主教早在1007年就参加了法兰克福主教会议，1012年，他以圣伊斯特万的名义在德国著名的班贝格大教堂内敬奉了一个祭坛（目前德国艺术史学家正在争论著名的班贝格骑士雕像是描绘圣伊斯特万还是拜占庭的君士坦丁皇帝）。1020年圣伊斯特万捐献大量资金支持了法国查特雷斯大教堂的重建（Nemeskürty，2000年，第15-16页）。信奉基督教使得匈牙利人与草原民族一样，对单一神论没有教条主义的厌恶，正如德尔·约瑟夫指出的：“匈牙利人从一个有相当高虔诚度的文化圈子分裂到欧洲， 除了自然神灵，我们在东方

的巴什科尔亲戚主要向“比一切都优越的住在天上的神”祈祷（Deér，2007年, 第61页）。基督教世界并不优越，即使10世纪仍被称为基督教的“黑暗时代”, 因为，正如内梅斯科尔蒂（Nemeskürty）所写，“在882年至992年之间的一百年内八位教皇被谋杀，其中大多数是被作为权力的竞争对手其他神父杀害的”（Nemeskürty，1994年,第9页）。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主权的匈牙利王国成为欧洲强国。它并不抄袭欧洲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模式，而是主动成为基督教欧洲的积极因素和一部分，并从鞑靼人入侵开始充当了基督教的防御堡垒。虽然在鞑靼人入侵时西欧没有承认这一点，但在匈牙利抵抗奥斯曼帝国时承认了。匈牙利的民族特性在这几个世纪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他们从反基督教已经转变成为基督教欧洲的防御堡垒。西欧的观点并没有伴随着这一转折而转变，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观点反而是敌对和不屑的，并视匈牙利人为野蛮人。

匈牙利民族在中世纪编年史文学中植于公众思维的最初形象是缘于雷吉诺（Regino）修道士的描述，他这么描写闯入德国的匈牙利人：“有传言说匈牙 利人吃生肉，喝鲜血，还撕开敌人的心脏来增强他们的勇气”（Eckhardt，1939 年,第88页）。这些传言是从何而来的呢？雷吉诺使用了基督教西方描述异 教徒民族的模板。这个模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的史学家贾斯汀（Justinus）。循着这条线索，埃克哈特·山道尔（Eckhardt Sándor）引用了塞维利亚圣伊西多尔（Isidore de Seville）的话，他在公元600年左右如此描述斯基泰人（Scythia）：“他们中的一些人耕种土地，另一些人是如此可怕和令人憎恶，他们吃人肉，喝人血”（Eckhardt，1939年,第88页）。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年鉴通过抄袭和提炼来跟随雷吉诺的观点。埃克哈特·山道尔在研究外国人眼中的匈牙利人形象时，列举了匈牙利人形象传播的主要阶段，他写道：“萨克森年鉴作者（Annalista Saxo）、加尔斯滕编年史（Auctarium Garstense）、圣特鲁珀特（St. Trudpert）修道院年鉴、布伦维拉伦斯年鉴（Annales Brunwilarenses）、不来梅·亚当、大比利时编年史（Chronicon Belgicum Magnum），就像鹦鹉学舌一般重复这些荒谬的言论（Eckhardt,1939年，第89页）。埃克哈特还引用了一部腓力烈二世时期的编年史，书中“除了吃生肉和喝血的指控以外，还指出匈牙利人以马、狼、狐狸和猫的肉为食”（Eckhardt,1939年,第89页）。

这些故事般的模板化民族特征不是以事实为基础，而是把描写野蛮民族古代文学传统作为样版。这种普遍的国际规模编年史层面制度化的描述，显然对日常思维产生了影响，并在日常思维中造成了刻板印象，而我们对这种观念传播的范围并不清楚。经常产生偏见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与十字军一起穿越匈牙利的弗雷辛根主教奥托对匈牙利人的看法，“他们外貌冷漠，眯缝着眼睛，身材矮小，服装粗犷，谈吐野蛮，所以要么责怪命运，要么佩服上帝的耐心，能允许这些怪物占有这样一个宏伟的国家”（Eckhardt，1939年，第97-98页）。

对这种偏见的解释只能是，欧洲列强为了自身利益而捏造了有关匈牙利王国人民和匈牙利民族特性的看法。神圣罗马帝国将喀尔巴阡盆地视为领地的扩张性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也是之前查理曼大帝攻击的理由，这次进攻摧毁了位于喀尔巴阡盆地的阿瓦尔帝国。我们已经提到，异教徒匈牙利人在喀尔巴阡盆地的定居引发了东法兰克王国为了收回喀尔巴阡盆地的大规模进攻。然而最终在907 年以失败告终。日耳曼人早该意识到拥有内部凝聚力、稳定性和强大的防守与进攻力量的匈牙利国家政权在欧洲的崛起。

基督教欧洲的看法是由权力利益决定的，因此他们忽视了匈牙利人对基督教的包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种僵化的看法，把匈牙利人视为亚洲野蛮民族，同时匈牙利人在定居过程中展开的掠夺性战役也造成了我们的坏名声。事实和目击者的叙述被忽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几个世纪以来对包容基督教的匈牙利人污名化的野蛮民族的刻板印象。

这个形象已经主导了几个世纪，只有当一个欧洲国家需要匈牙利人时，它才会改变看法。因此在突然需要匈牙利人对抗土耳其人时，根据拜占庭人的官方看法，匈牙利人已不再是野蛮的野兽，而是突然变成了大胆勇敢的战士。

另一个证明利益起关键作用的例子是自908年波若尼战役以来，日耳曼人曾多 次与匈牙利人作战，他们继续对匈牙利人怀有排外情绪。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 由于匈牙利王国的崛起被认为是危险的，成立帝国的日耳曼人领导了无数次针对匈牙利王国的攻击和战役。与此同时他们没有放弃对喀尔巴阡盆地的领土要求。因此他们需要编年史作者人为编造的匈牙利敌对形象。

仅仅几个世纪之后，这种根本的负面形象在反土耳其战争中才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匈牙利人所谓的野蛮行为被遗忘了，匈牙利人以基督教崇高捍卫者和真正拥护者的面目出现。因此负面形象只会随着阶段性推延而更改。例如两个世纪前，在鞑靼侵扰时期，匈牙利王国作为一个在欧洲重要的基督教强国，投入了抵抗蒙古征服者的战斗，而其他欧洲列强只是吓坏了，不但伸不出援手，哈布斯堡统治者甚至还趁火打劫，摧毁和占领了匈牙利西部省份。

匈牙利民族特性的发展一点也不受外部看法的特点和变化的影响。匈牙利民族特性由三个组成部分组成：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匈奴人和斯基泰人的自我意识。这三个组成部分结合在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匈牙利基督教王国的社会支持里面。帝国自我意识显然建立在基督教价值观和基督教守护堡垒的意识之上，但在社会心理学日常思维的维度上，除了基督教元素外，源自草原的元素也得到保留。匈牙利民族将自己的种族视为欧洲一个更大的基督教统一体内的自我意识和平等的一部分（Keresztury，1939年，第142-143页；Deér，2010年，第72–73页）。

在马加什国王去世之前（1458–1490年），匈牙利王国随着匈牙利国家主权的 行使而成为了欧洲大国。一方面统治者的主权意味着独立于其他世俗国家，另一方面意味着对优越的精神力量，基督教王国情况下对基督上帝的超然依赖。

同时中央权力的主权受到内部社会力量的限制。在封建主义的第一阶段，封地领主的权力诉求带有封建无政府主义的威胁。然而针对分裂的压力，中央权力大多能有效地对抗并重新获得其主导地位。贵族的政治组织导致了一个有序国家的建立，限制了封建无政府状态。除了贵族之外，城市也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出现。有序国家是与中央当局有关的一种制度关系。一方面这保障了中央权力的稳定，但同时贵族们能够从制度上表达他们对中央权力的需求和要求。尽管国内局势紧张，但匈牙利帝国身份保持稳定，也不妨碍匈牙利王国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

16-18世纪匈牙利国家主权丧失后匈牙利民族特性的演变

1490年后匈牙利基督教王国丧失了主权。在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扩张 的影响之下，匈牙利国家主权朝两个方向（维也纳和伊斯坦布尔）脱离了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根据公法维持匈牙利王国，但将其权力职能转移到了维也纳。另一方面，土耳其苏丹控制了匈牙利，正如苏丹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说的：“在万能的上帝的恩典下，我们用武器将匈牙利纳入我们伟大陛下的光辉统治之下”（Nemeskürty，1996年,第34页）。除了自治的、拥有有限行政权力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土耳其的占领状态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这之后土耳其的影响就结束了。 匈牙利的国家主权丧失了几个世纪，除了一些短暂事件以外，直到1920年后 才重新建立。这意味着匈牙利民族特性一直到1920年以前是在匈牙利国家主权缺失的情况下形成的。

特性的演变是一个多层面的历史进程，其中匈牙利语言和文化的统一发展意味着并维持了匈牙利人的民族特性。匈牙利语读写能力的普及至关重要。改革的趋势构成了这一进程的基础，这种趋势在匈牙利人农村民间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匈牙利语与改革趋势之间建立了独特的共生关系。我们的语言最先也表达了我们与东方的分离。就连伽雷奥托·玛奇奥（Galeotto Marzio）也注意到，与讲意大利语的人不同（即使同在博洛尼亚也不懂对方，因为他们的口语区别很大）匈牙利人能在很大的范围内理解对方，正如他写到的：“匈牙利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都用同样的方式使用单词，他们的说话方式没有区别，发音相同，重音也到处是一样的”。宗教改革与匈牙利民族特性的交织，使圣经翻译在人民中越来越广泛地普及。匈牙利的宗教改革也赋予了匈牙利人在欧洲的地位。宗教改革日内瓦纪念碑上的博赤卡伊·伊斯特万（Bocskai István）大公雕像也证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匈牙利的民族特性在新教教徒至关重要的影响下，在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加强。匈牙利基督教各个派别（天主教和新教教派）由于其神圣性质，一起抵抗了回教徒土耳其人的入侵。人民的生存是基督教生存的代名词。无论党派和宗教派别如何，匈牙利知名人士（兹雷尼、纳达斯迪、埃斯特赫齐、贝特伦、帕兹玛尼）也都把匈牙利王国的解体归罪于民族错误。匈牙利的孤独无援和地缘政治局势不被认为是充分的理由。这有双重后果。一方面匈牙利人的民族特性中也出现了具有威胁性和厄运式的民族灭亡的可怕设想。例如1593年波若尼（布拉迪斯拉发）贵族议会描写了一个民族灭亡的前景，他们写到：“无法估量的痛苦折磨着我们，因为我们完全迷失的时间近在眼前”（Keresztury,1939年， 第145-146页）。

另一方面，对原因的探寻和分析不仅引发了民族灭亡的设想，而且也成为匈牙利民族特性意识的强烈根源，在这种意识中，为匈牙利人的命运感到的焦虑驱使匈牙利人为恢复匈牙利主权王国进行自由斗争。为争取匈牙利人生存而奋斗的使命感基于基督教徒的感知，即匈牙利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臣民，他们虽然必须忍受上帝对罪孽的惩罚，但如果他们仍想做上帝的儿孙，他们必须战斗。匈牙利的使命感和自由愿望建立在神圣的基础之上。

博赤卡伊·伊斯特万（Bocskai István）、贝特伦·加博（Bethlen Gábor）和兹雷尼·米克洛什（Zrínyi Miklós）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这三个人都设定了一个隐藏的目标，即依靠匈牙利军队与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进行独立斗争的基础上恢复匈牙利王国。博赤卡伊·伊斯特万的起义从特兰西瓦尼亚出发，走向建立一个统一的匈牙利帝国。众所周知，起义被镇压，努力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贝特伦·加博继续上路，组织匈牙利军队，通过长达30年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 来实现建立独立和主权的匈牙利帝国的隐藏目标。也许贝特伦·加博的外交妥协和国际关系基础上的杰出政策使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兹雷尼的军事成功以及他与特兰西瓦尼亚的人脉关系为政治合作打下了基础，其隐藏目的是通过独立的匈牙利政治和军事行动实现匈牙利的独立。然而兹雷尼于1664年去世，他的战 友们在1670年的起义中，和韦塞兰尼（Wesselényi）仓促结盟导致失败。

匈牙利王国解体后，匈牙利民族自我意识开始分裂，因此对匈牙利民族特性利益体现的行动力受到削弱。代表亲土耳其和亲哈布斯堡的匈牙利人处于互相敌视状态。在17世纪这种敌对关系也在库鲁茨（kuruc）与拉班茨（labanc）的矛盾中出现。库鲁茨派别（库鲁茨一词是土耳其词源，土耳其人称反叛者为库鲁支）（Nemeskürty，2003年,第58页）。宗旨是作为抵抗哈布斯堡帝国的独立战争的成果，恢复匈牙利主权帝国国家地位，甚至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支持下也在所不惜。他们相信土耳其人不会干涉匈牙利王国的内政。另一方面拉班茨派别（这个词的词源是“lobonc”这个词，指的是戴德国假发）。放弃了匈牙利的独立，并通过维护哈布斯堡王朝形同虚设的匈牙利政治机构的运作找到了一条现实的道路保证匈牙利人的生存（Nemeskürty，2003年,第66页）。这两种派别互相指责。库鲁茨指责拉班茨卖国，拉班茨则指责库鲁茨不切实际。在敌对状态的低谷，双方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例如，1664年，库鲁茨为土耳其在森 特戈特德战役中获胜而欢呼雀跃，而亲哈布斯堡的匈牙利人则站在蒙特库科利（Montecuccoli）方与土耳其作战。

在欧洲匈牙利人的野蛮和落后仍然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但从一开始外部对匈牙利人的主要印象却是匈牙利人作为基督教的防卫堡垒的崇高形象。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关于匈牙利人作用的文章很好地描述了这个逆转：匈牙利的居 民“为充当堡垒而英勇奋斗，因此与他们接壤的斯基泰人不敢相信，他们会被打败和击破。鞑靼人经常有进攻大动作，但往往被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拦截。他们经常为此自豪，如果没有他们的武器，意大利和教会会多次感受到鞑靼军队的力量”（Terbe，1936年，第297-350页）。匈牙利人作为防卫堡垒的角色也参与了抗击土耳其人的战争，许多人想到匈牙利人的责任担当都带着感激之情。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文献都表达了这种感激之情，体现了对匈牙利人英勇善战的赞美。然而经常也有欧洲不需要感谢匈牙利的看法，原因是匈牙利人只是保卫他们自己。

哈布斯堡统治期间的匈牙利国家主权和匈牙利民族特性

通过击败土耳其人，匈牙利人进入一个新型主权国家的世界。科学文献一致同意，现代主权欧洲领土国家是在中世纪晚期1648年之后，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 吕克缔结的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础上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根据生活在明确界定领土的居民，确定国家，即内部主要权力持有者。同时，它迫使各国相互承认彼此的内部主要权力，即不干涉其他国家权力的行使。

在十六到十七世纪期间，欧洲面临历史挑战，这个挑战要求政府重新整合强制措施和组织经济发展。现代欧洲国家已经发展了一种将强制措施（法律和秩序、战争）和经济组织行为（税收、贸易）稳定结合的组合，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历史挑战，如城邦和城市联盟。这种稳定的结合称为国家利益。

人们普遍误解，认为现代欧洲国家是作为民族国家而建立的，其实现代欧洲国家是以各种君主制的形式作为领土国家而建立的。

绝对君主专制是封建无政府状态和有序国家之后封建国家国体的第三阶段， 同时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它在欧洲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形成。意大利没有形成是因为强大的城邦抵抗，德国则是因为地区诸侯的抵抗。在中欧和巴尔干的其他国家，由于土耳其的统治、鞑靼的侵扰和俄罗斯帝国有威胁性的扩张阻止了绝对君主制的建立。在君主专制制度中，人们仍然被看作臣民。

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达到了开明的绝对主义层次，其目的是改善臣民的社会地位，即将国家利益与为公共利益服务联系起来。在这样做时，内部改革也加强了超然的主要权力。换句话说，超然国家主权仍然是一项必要的措施，但开明的绝对主义附加了一个不可或无的行为，即为共同利益服务。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

在土耳其占领的最后几十年期间，被分裂的实力减弱的匈牙利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敌意陡升，促成了库鲁茨军队在围攻维也纳时站在了土耳其一方战斗。因此在1688年，在布达城堡被夺回的那一年里，当时的杰尔主教（后来的匈牙 利亲王，科洛尼奇·利波特伯爵（Kollonich Lipót）发表了一个全面的方向性的著作（Einrichtungswerk des Königreichs Ungarn），它确立了哈布斯堡的殖民政策。其依据是匈牙利人未能解放自己，失去了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匈牙利被认为是一个被征服的省份，在土耳其被驱逐之后按照这一原则定位， 正如内梅什库尔蒂列举的具体案例：“雅思坤沙格地区（Jászkunság）是德国骑士团（1702年）收到的礼物，授予英国塞奇威克（Sedgewick）公司专利经营匈牙利葡萄酒出口和丝绸中介贸易，牛肉出口被奥地利东部一家公司接手”（Nemeskürty,2001年,第300页）。新土地分配委员会一般不会将解放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匈牙利所有者，而是分配给军队供应商、将领和大臣。此外无人居住的地区不是让匈牙利原始居民重新定居，而是在刚来定居的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和德国人之间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殖民方式立即激起了匈牙利人对西方的反感，导致了备受折磨的匈牙利人揭竿而起，拉科齐（Rákóczi）领导的自由战争（1703-1711年）起初就被认定要失败。拉科齐自由战争的目的是确保匈牙利人作为独立国家加入现代主权国家的世界，但是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然后匈牙利人完全被哈布斯堡帝国接管，匈牙利政治机构只拥有有限的自治权。这样匈牙利人就被置于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础上主权概念与中世纪的主权概念大相径庭的欧洲国家的世界。匈牙利王国的中心被移到了外围的匈牙利边境，一直到1848-49年的历史事件为止（随后这个 状况也延续到1918年哈布斯堡帝国解体）。

然而在玛丽亚·特蕾莎的统治下，匈牙利人面临一系列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机会。匈牙利民族特性是匈牙利崛起前的驱动力。玛丽亚·特蕾莎通过撤销以前的镇压措施（取消土地分配委员会，1745年驱逐了德国骑士团），为加强匈牙利人 民族特性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他民族的定居者在不懂彼此语言的情况下，开始统一讲匈牙利语，融入匈牙利社会，这也加强了民族特性。外国观察家也注意到了匈牙利崛起的奇迹。威尼斯共和国驻维也纳特使保罗·雷尼尔（Paolo Renier） 这样写道：“匈牙利王国的人口和文化在过去25年中增长得多么不可思议。几个 小村庄一下子变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前不存在的工业开始蓬勃发展；为了生产丝绸，开始种植桑树”（引用Nemeskürty，2001年,第318页）。

与此同时，匈牙利民族特性的二元性依然存在。哈布斯堡的现代化伴随着日耳曼化的努力。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反对日耳曼化，因此也拒绝了现代化。在这样做时，不仅保护了匈牙利人免受攻击，而且也与大部分定居者实现了融合。匈牙利民族的另一部分由于经济繁荣而接受了日耳曼化。双方尖锐而且讽刺地谴责了对方的行为，但两者之间没有武装冲突。

德语区舆论一直蔑视最初生活在哈布斯堡帝国的殖民行列中，然后逐渐变得强大的匈牙利人。他们认为匈牙利人只会打仗，不懂生活。他们不懂如何经营，他们也没有文化修养。内梅斯科尔蒂恰当地描述了这一点，雅科布·弗里德里希·赖克曼（Jakob Friedrich Reichmann）质疑匈牙利文学在普遍文学史上的存在，因为“匈牙利人比起一本珍贵的书更看重一匹好马或一把闪亮的剑”(Versuch einer Einleitung in die Historiam Literariam insgemein，1708）。住在国外，来自塞尔梅巴尼亚（Selmecbánya，现属于斯洛伐克，称班斯卡什佳夫 尼察–译者注），母语为德语的年轻人兹维丁格·大卫（Czvittinger Dávid）， 为此汇编和出版了250位文学家的资料，并以丛书的形式发表（ Specimen Hungariae Literatae, Frankfurt-Leipzig, 1711）（Nemeskürty,2001年，第311- 312页）。

匈牙利人的被歧视助长了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即匈牙利人没有未来， 他们的命运是缓慢的衰落。赫德尔（ Herder）的著作在国际上广为人知，他写道，“几个世纪后，被锲入其他民族的人口稀少的匈牙利人的语言将不再存在”（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91）(Nemeskürty,2001年,第312页）。霍夫曼·利奥波德·阿拉尤斯（Hoffmann Lipót Alajos）在1790年改革国家大会期间的著作《尼尼维》中表达了由蔑视和鄙视所驱使的可能最全面的观点（顺便说一下，他是利奥波德二世的雇佣特工）。埃克哈特·蒂博尔（Eckhardt Tibor）如此总结了他的观点：“匈牙利贵族不需要外国科学。无知是一种民族美德，那些出国旅行，并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的人只会留下坏名声。......国民议会是一群农民暴徒。一本本一知半解

的书，如卢梭的《社会契约》，给他们的短语提供了材料。除了水果酒和托卡伊葡萄酒，他们的革命精神也往往火上浇油。城市化和科学不属于匈牙利土特产”(Eckhardt，1939年,第105页）。

这历来与波兰公众舆论相左，波兰公众舆论中强烈且持续地存在兄弟情谊意识。正如维斯尼奥维茨基（Wisniowiecki）亲王在17世纪所表达的，他写道： “没有一个民族和匈牙利人一样，在风俗习惯和性格上与波兰人如此一致：他们拥有同样的武器、同样的战斗风格、同样的生活方式，甚至几年前他们的衣服也和匈牙利人一样......总之没有一个民族和我们一样，与匈牙利人保持一致......”（Eckhardt，1939年，第112-113页）。

历史在短期内反驳了消极的、轻蔑的观点。匈牙利人利用了匈牙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莎缓解殖民措施的时机，在19世纪初随着匈牙利改革运动的开始逐渐强 大起来，并在东南欧的发展中走在前列。

19世纪初，发展成为公民民族的挑战在欧洲得到了两种答案。第一种版本国家 民族的出发点是通过新的革命道路成立的国家，它通过自上而下的同质化，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统一的公民文化（法国，英国）。另一种版本，被称为文化民族， 首先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化，社会重组和新的统一文化形成后建立一个公民民族国家（德国、意大利）。这结束了城邦权力的形成，如德国的大公国和意大利的城邦。成为一个民族，无论是通过国家民族还是文化民族道路，都形成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和公民民族为驱动力的国体，因此被称为民族国家。

改革时代初期匈牙利人和德国人一样，选择了一条文化民族道路，寻求在平民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匈牙利民族国家。和德国人相似，这个过程具有融合的社会基础。在匈牙利改革时期，不但平民阶层变得更加强大，而且贵族阶层也逐渐平民化，成为文化民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匈牙利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匈牙利手工艺大师们年轻时就走遍了德国、法国，他们在那里一边工作一边进修。一代诗人乔科瑙伊、贝尔泽尼、弗勒什马尔蒂、裴多、奥劳尼（Csokonai、Berzsenyi、Kölcsey、Vörösmarty、Petőfi、Arany）和其他诗人的作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欧洲数学王子高斯高度评价了博 亚伊·法卡斯和亚诺什（Bolyai Farkas和János父子）两位数学家的成就，贝多芬经常逗留在匈牙利人中间，在佩斯、布达和其他地方演出。舒伯特也喜欢和匈牙利人一起度过整个夏天。匈牙利民间音乐欧洲驰名，成为匈牙利人的音乐母语。剧院、出版社、报纸、文学期刊纷纷开始运营。匈牙利科学院也得以成立。

在哈布斯堡帝国匈牙利人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的追求被各种方式打压。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弗朗茨一世皇帝的统治， 19世纪初历史学家塞克福·久拉（Szekfű Gyula）是如此描述的：“弗朗茨统治下的内阁绝对主义事实上是警察统治，和玛丽亚·特蕾莎时代相比他设定了相当低的标准......他设立

了一个秘密内阁，以便以最短的方式将打开的信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引用Nemeskürty，2000年,第100页）。1814年，2500本书被禁止出版，并被销毁， 这些书籍在1790年至1813年之间出版。他们对匈牙利语成为国家语言怀有敌 意。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德国著名出版商Corta曾发起了一场题为“匈牙利语 是否适合表达公共行政、贸易、文化、工业、科学等现代概念吗？”的征文，半数应征者认为匈牙利语不适合使用，只有五人建议使用匈牙利语。当然征文结果就算这样也未予公布。应征者中包括卡津奇·费伦茨（Kazinczy Ferenc），他后来成为匈牙利语言复兴运动的领袖。

这个改革运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主权的匈牙利公民国家，匈牙利人曾经在1848-49年革命和自由战争做过类似尝试。哈布斯堡单枪匹马镇压不了这个运动 和短暂形成的匈牙利主权国家，只有和俄罗斯沙皇入侵匈牙利的军队一起才得以成功。

在残酷的报复之后，哈布斯堡帝国第三次设定了摧毁匈牙利国家的目标，正如施瓦森贝格（Schwarzenberg）首相所云：“请问，匈牙利民族是什么？他们一直是必须被消灭的叛乱分子；对他们必须一次性地拔草除根”(Nemeskürty，1981年,第11页）。即使在1908年奥匈帝国时期，海因里希·弗里德琼（Heinrich Friedjung）也为这一目标制定了理论基础：“奥匈帝国的名称和概念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匈牙利是奥地利的一部分”。他认为在中世纪后期，匈牙利已经解体，从1686年起，它已被视作一个军事上被征服的领土(Nemeskürty，1981年,第10页）。

1850年，朱利安·乔尼茨（Julian Chownitz）在班贝格出版了题为《移居匈牙利者手册》一书，他认为匈牙利的殖民化是有必要的，理由如下：“马扎尔人从日耳曼人那里得到了所有好处;他们应该感恩他们文化上的祝福；当马扎尔人在聂斯特河流域某处流浪时，日耳曼城市已经在现在的匈牙利领土上繁荣发展。因此定居这里的日耳曼人不应该认为他是这里的客人，马扎尔人不应被视为东道主。马扎尔人只是落后的土著，他们迫不及待地等待日耳曼文明的祝福”(Nemeskürty,1981年，第10-11页）。

奥匈帝国的成立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给了匈牙利人共享主权。然而这不是民族国家主权，而是国家民族主权。国家民族的追求出现了许多典型问题。在匈牙利历史上，由于无可比拟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社会紧张局势已经出现，导致了大批人口外流。民族的自治要求被压制，加剧了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1920年后的民族国家主权

匈牙利主权国家的建立是《特里亚农和平条约》的结果，该条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1920年在特里亚农还出现了取消匈牙利共享主权的呼吁，因为共享主权使匈牙利无法成为独立欧洲国家。这最终未被通过，但匈牙利主权国家建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前匈牙利王国三分之二的领土，数百万匈牙利人居住的地区被并入邻国。1944年这个国家被德国人军事入 侵，1945年后，继鞑靼人、土耳其人、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国人之后，另一位不速 之客苏联军队来到了喀尔巴阡盆地，在匈牙利“临时”逗留了近半个世纪。这意味着匈牙利主权的丧失。

1990年匈牙利开始建设一个主权国家。随着我们成为各种国际组织（OECD等）的成员，以及加入欧盟，这种主权在国际上已经合法化和制度化。

在20世纪末欧盟成员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几十年来面临着技术、经济、 生态和人口构成的复杂挑战，其性质和规模使个别民族国家只有在主权得到补充的情况下，才能作出足够有效的反应。因为隔离地单独行使主权，即使是强大的民族国家，也不会有成效。只有通过相互依存的双边和多边公约包含的主权扩大国家主权，才能维护国家主权。只有这样才能与全球力量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使每个国家有应对全球威胁的能力。

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本质，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征。这直到今天也同样适用。主权有权排除所有其他国家行使权利，同时有权自由行使主权权利，如果认为有必要，有权转让权利。转让的范围和时间是每个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

欧盟处于特殊地位，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历史先例的机构，是邦联和联邦的结合。因此相互依存的主权是两个方向，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尝试的结果。问题是如何缓解或消除两个方向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否则就无法与全球力量和威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自上而下”的尝试往往是必要的，但在经济强制措施和政治攻击的背景下，“自上而下”的尝试不可能有效，因为它们限制和削弱个别民族国家的主权。这也将减弱在欧盟层面的应对挑战能力。而其主要目的却是加强反应能力。这只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因为“自上而下”过程的结果往往是正式宣布的和不成功的。由此而创建的机构是“纸宫殿”，要么不起作用，要么在第一次考验时就告崩溃。

只有在实事求是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有针对性的对话才能建立合作，这种合作在联合协调行动和制定战略中能体现出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发展国家主权相互依存的层面，来控制全球威胁。

以经济胁迫、政治勒索或意识形态同质化为基础的欧洲合众国项目限制和侵犯了欧洲国家的主权，削弱欧洲实力。同时它违反了欧洲的历史传统。马劳伊·山道尔（Márai Sándor）的警世名言至今仍然很应时，1942年他在《国民教育小册子》中写道：“欧洲的伟大和命运一直是，而且将永远是不同文化、历史、种族、语言的人民在为他们当前水平、生存和未来的奋斗中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赋予了欧洲共同努力的真正力量和特性......一个所有居民使用共同语言、人民已经失去历史自我意识、志向的欧洲将不再是欧洲。欧洲的力量是多样性、对比、争论、纪念、证明和差异”（Nemeskürty，1996年,第167页）。

达伦多夫勋爵（Lord Dahrendorf）还认为欧洲国家的主权至关重要，他写道：“欧洲的本质是它由不同经济、政治和文化性质的国家所组成。欧洲不应该被当做某种中央化的合众国......不幸的是，欧盟开始忽视成员国各自独特的文化......欧盟从未捍卫任何人的利益。答案应仅仅具有国家性质。不同的国家只能有自己量身定做的答案”（Nemeskürty，1996年,第167页）。

目前局势的不确定性，迫在眉睫的问题很可能将是长久性的。除了欧盟机构在加强反应能力方面的影响外，一个平等因素是匈牙利等个别国家有目的和注重行动的内部合作。

一些主要节点已经可以预见替代路线。第一点，欧盟联邦形成是否“从上” 迫使成员国，还是由成员国相互依存的主权以及成员国的支配地位来决定联邦和邦联之间的平衡。第二点是民间组织性质的演变。民间社会对民间组织的影响是否增加，还是外国赞助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增加？第三点，赫尔穆特· 施密特（Helmut Schmidt）称之为“掠夺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不道德的利润追求及其势力加强，在施密特的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标题是“掠夺性资本主义—我们能怎么办”（Schmidt，2011年，第278- 293页）。能否通过操作欧洲官僚机构的机械化僵硬体制，使欧洲-大西洋文 化圈国家受到越来越大和单方面的决定性政策影响，还是民族国家能否在执行新价值观和社会政策伦理的基础上，定期在体制上和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拥有充分自主权的社区组织联系，发挥社会群体在处理公共事务上的新作用？第四点，民主面对煽动的退化是否会继续（亚里士多德，1984年，第194页认为这种 退化是必然的），还是民众主权的实施成为决定性因素？第五点，不受限制的移民到欧洲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平行社会？将对恐怖主义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第六点，匈牙利的主权是否可以依靠内部强有力的、可操作的民族合作，或者基于社交煽动的分享努力是否有能力削弱匈牙利国家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