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评论 (中文特刊)，第16卷，2020，345-360页，DOI: 10.24307/psz.2021.0124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外贸易赤字还伴随了比较大规模的财政预算赤字。想要明白这一过程，需要呈请两个问题。第一、二者之间是否有存在因果关系。第二、它们与投资周期有何关连。本文章经分析这个议题发现，投资的周期性激增是两个赤字背后的共同原因。一方面是提振的投资和产量的增加都需要大量的进口。另一方面投资的融资将预算赤字也提高了。通过遏制投资可临时削减进口量，同时预算支出也能有所下降。在对外贸易中，实现约束的速度较快，但是改善预算的状态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经济文献杂志》(JEL)编码： E62、F32、F42、P21
关键词：财政政策 ；国际收支差额 ；双赤字 ；社会主义经济

序言

匈牙利到1990年继承的巨额外债是由于每年的高额外贸赤字而产生的。由央行所筹集的大部分外部资源被转移给中央预算了，用其来融资导致进口过多的高需求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匈牙利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进行了全面分析，然而当时的分析并没有涉及到周期对预算的影响。自那时以来，并没有深入分析预算和国际收支差额的总赤字及其关系。本文对二十年的国际收支差额赤字和预算赤字进行对比和分析。本文旨在探索“鸡生蛋，蛋生鸡”这个因果困境：外贸赤字导致预算赤字，反之，外贸赤字则是由于预算超支所致。此外，还探寻双赤字与匈牙利投资周期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中使用了有关年份¹预算后台计算中的数据。本文仅包含在1989年之前向匈牙利央行(MNB）支付的利息负担，并且对预算赤字上涨发挥了多大的作用。²

专业文献中的双赤字

世界许多国家都曾对双赤字现象进行过多次分析。例如福尔切里(Furceri）和兹泽尼克（Zdzienicka, 2018)良好的概述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提到双赤字，很多经济学家就会联想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其各种方案。这并非巧合。直到1980年代后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以简化模型为基础，并对此进行了分析， 其中假定预算与国际收支过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如今我们知道，在许多国家，这个关系更为轻松，而且大于1 的预算乘数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大幅削减预算甚至可能加剧这种情况， 因为会加剧有关国家的经济衰退。在匈牙利体制改革前最后一任总理和体制改革后第一任总理内麦特·米克洛什（Németh Miklós）在1989年11月份的陈述，即匈牙利政府债务数据曾出现失真，使匈牙利的预算赤字在了解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匈牙利国家审计署在1992年的报告中提出了每年隐匿赤字的规模，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了国家的实际债务。1993 年，匈牙利央行银行准备了一份债务分析报告，其中说明了每年的实际预算赤字（MNB,1993）。

在1990年代上半年，该领域的专家注意到，当前预算状况的鉴评和债务的市场化。后来，在1997年，财政预算承接央行的外币债务是另一个要分析的事项。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导向债务管理的专家没有关注1990年前的预算问题，他们只关注外债的形成和可能的回旋空间，并且分析了投资周期（见Soós,1986;Bródy,1983;Wiener,1985）。

周期的正常过程

投资“流失”这一事实加剧了危机，再者，供给国内和卢布市场的的生产也增加了。同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从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市场，使其进口量大幅增加。因此，经济管理部门经常下令（甚至全部）停止投资，试图抑制从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市场来的进口以及增加出口，降低实际工资增长，并且试图抑制对经互会国出口的增长。由于建筑业需求减少，投资市场的紧张气氛在一两年之内有所缓解，而由于可自由兑换货币市场的进口被放缓，对外贸易差额有所改善。

三大外部冲击对我国的外部平衡产生了重大影响：

— 我国在东西方市场上的贸易条件损失；

— 由于欧洲共同市场的限制，食品出口机会减少；

— 自1980年以来，国际货币市场利率的飙升。

国内周期性专业分析师专注于分析投资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由兑换货币市场的较高外贸逆差。没有突出卢布市场差额的演变，不过鉴于当时的趋势，这是合理的。问题是，从匈牙利双赤字的角度来看，是否应该将美元和卢布区合计总国际收支差额与预算赤字进行比较，还是足以将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市场的国际收支差额和财

政赤字进行比较（图1和图2）。两对曲线在一个方面有显著差别：这是在注意到总额的情况下，1972-73年的国际收支的显著顺差。图3显示差额的原因：这些年卢布贸易额的大量出口顺差。在这个图上可以发现卢布和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市场外贸平衡以及净利息支出的演变。有两个因素值得着重：一个是卢布贸易额的大量顺差。这能解释，两种国际收支差额在1970 年代上半年为什么有差异。另一个因素是1980年代的高利息支出。因此， 与可自由兑换货币区的贸易顺差理应占GDP的3-4%，才可以规避外债进一步的增长。图1、显示，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预算赤字和与美元区的国际收支逆差相对较近。但是，1974- 75年有所不同，因为当时预算通过价格补贴保护生产者免受外部价格上涨的影响。

这段时间，干预措施的主要目标是一方面缓解投资困难，而另一方面则是减少过高的西方进口（或让出口提升至进口量）。这些措施的效果一般在对外贸易中比在预算赤字中能更快体现出效益。就开发而言，投资过程本身确定了预期结果的时间（即在建设完成的时候或者因国家停止投资而在1年到1.5 年后，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价值下降时）。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83年， 改善预算赤字并降低国债这一目标在决策中通常没有被考虑到计划内。重要的是缓解非卢布区外贸逆差和投资市场的过热。向经互会成员国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可转换货币进口需求也导致了美元区相关的进口。当时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输出伴随了高信贷需求。³ 因此，我国不得不借更高的西方贷款。向经互会国家输出价值的15-17%是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市场进口的材料、零部件等。

对于匈牙利央行而言，融资外债利息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因此，从1981- 82年开始，将公司贷款利率提到很高的水平。⁴ 利率上升对以前以名义利率6-8%贷款或发展贷款的债务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对于依靠信贷融资库存货物的行业而言，这是不利的（如家具业、食品业等）。除了加息之外，匈牙利央行还有其他，可认为是负面的步骤。例如，在1979-1980年，旅游者汇率和贸易汇率的统一。央行没有捍卫，废除了双重汇率制以免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的批评。将平均外汇产出水平上的贸易汇率设定为标准的，而没有将其朝边际汇率移动。同时，匈牙利央行也有了一些产生积极影响的干预，如开发和在上个世纪70 年代下半年成功实施的，发展向可自由兑换货币区出口的贷款计划。

收支变动

在以下几方面，预算支出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1974年，尽管国际市场价格上涨，能源和材料的价格（因获得了大量生产者价格补贴）保持不变。到1976年，这个补贴减少了。从1981年开始，国家退出了大量的公共住房建设。将其取代的是由OTP银行所出的可用于家庭住房建设的、较高金额的优惠贷款。1970年代后期，国家大型投资发生了下降（到1986年为止，能源投资项目例外）。1979年， 通过降低为此目的可利用的资源而大量阻止了企业的发展机会。自1984 年开始，消费价格补贴的相对规模(相对于GDP的价值）逐渐降低了。在某些政府支出项目中也出现了自动增长。例如从1987年、1988年开始， 由于通胀上升，固定利率零售贷款的政府利息补贴猛增。

在收入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在1975-1976年，通过生产者价格上涨， 公司的收入降低，这是政府通过减少资金税予以补偿的措施。在1980-81 年，引入了出口跟踪价格系统，这增加了公司的成本水平。这时候，为了抵消而取消了资金税。同时，取消了提高到世界市场水平的国内生产价格和经互会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这是所谓的“kütefa”⁵）。引入了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从而减轻了公司较高的税负。为了弥补预算赤字（因为没有为此可使用的内部储蓄），和外贸逆差而需要外部信贷。从1979年开始，国际收支差额中的一项，即是支付给国外的净利息每年大约10亿美元。

图4中的曲线之一显示公共财政支出的价值（与GDP相比）。可以看出， 公共支出在1970年代初占GDP的53- 55%，从1974年开始增加到62-65%， 而在1980年代初为61-65%。关于这个指标值得注意的是，在1979年1980年发生了方法上的变化，所以曲线出现了断裂。⁶ 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稳步上升。其主要原因是退休养老金支出增加，而且家庭福利补助也大大增加了（家庭津贴直到1989年由社会保险公司提供）。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旬，利息支出净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从前几年从的0.6%/0.8%上升到1.5%，⁷ 而且在80年中旬也保持了这个水平。这些利息支出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用于受益人第三人的债务(例如基本福利，政府给公司提供的贷款）。在1989年，中央预算向匈牙利央行支付了所有债务的6%的利息， 而从1990年开始，支付了7%支的利息。对于当时4500亿福林的债务，这笔数字至少为每年270-350亿福林的利息，也就说，GDP的1.5-2%。⁸ 在此基础上，还有住房建设贷款低利率的利息补贴。其价值在上个世纪70年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但由于通货膨胀逐渐上升，在1987年接近1%了，而1988年到1990年，每年达1.5-2%左右。

减少财政和对外贸易逆差的余地

在政权更迭之前，国家再分配水平很高。在原则上，当发现对外收支赤字很大，投资成本也激增时，这可能是一个减少预算赤字的好机会。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一方面，从经济界扣除的税费和捐税的三分之一，所需要的原因是中央预算能将其注入回去。另一方面，最大的公共支出项目之一是投资， 限制只有在2、3年后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投资项目竣工时间平均在4、5年，但大型公共投资的情况下，6、8年的建设期也不是罕见的）。

从预算平衡的角度研究一下上个世纪70、80年代，就会发现以下几项：

— 遏制投资在减少赤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70年代中期，公共投资支出以国内生产总值的2%降低了，在1979年之后的五年中，进一步下降的幅度相当于GDP的5个百分点。

— 通常在“几乎把全部家底都花出”的年份里，（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保险支出增长。然而，遏制后来并没有影响到它们，而保持已达到的较高价值水平。但几年后，在又一个经济政策宽松时期开始时，这时候它们的比率会继续上升。教育支出水平在80年代上半年和中旬有所增加（尽管当时是一个漫长的拉后腿时期）。

— 中央预算可够通过增加税负或减少补贴来改善其相对于企业界的情况。每隔4 -5 年，重新制定了公司监管法规和定价条件，这时候， 还改变了征收税费方式和价格。在其过程中 ，企业部门的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就说，公司用于投资、融资存货的资源将有多少，能否提高收入等 。预算平衡本身有多大改善，是次要的，甚至是更小的问题。在价格和监管谈判期间， 公司并没有提到它们的效率储备，但在1-2年内，公司通过调动储备，公司收入增长超过预期 。换言之 ，与计划和预算中所述相比，产生了额外资源，其花销导致了额外投资， 高于预期的工资增长等。而国家需要考虑如何拿回属于自己的钱的同时，思考如何能减少公司的收入。这是在两三年内实现的，要么是通过单方面提高价格而增加成本（从而减少利润） ，要么是通过增加一些税费。只有在修改价格时才能减少补贴（补贴通常加在价格中)。

— 仅在这几年（ 1979-1980年， 1988-1989年）所使用的方法是期望企业部门偿还大量净债务（偿还额高于发放的新贷款）。这样公司用于投资和存货的收入就减少了。当时，预算可以利用这笔资金（通过所谓的全国信贷平衡）来弥补赤字。

— 在实际家庭收入大幅减少时， 预算赤字就会减少（因为这时候，零售价格补贴也减少了）。这种措施是两次采取的：第一次是在1979年夏天，将消费价格提高了16%，第二次是1988年的税制改革（1988年，通货膨胀率为16%）。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工资在接下来的2-3年中仍低于上一个阶段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对外贸易的真正显著改善，总是在零售价格大幅上涨一、两年后才出现的。

— 对外贸易赤字的减少对预算赤字的发展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出口的增加提高了出口补贴的幅度。而进口减少导致收入损失（关税、规费等）。将上述两个直接影响合在一起，在两三年的调整期内，可能会使中央预算赤字以相当于GDP的1.2-1.8%增加。⁹除了这些直接影响之外，当然还出现了一些间接影响，主要是在进口方面。进口的减少抑制了生产的扩大， 从而减少了可从企业界征收的税款和规费。

为了削减巨额外贸赤字，在以下几方面有回旋余地。在高进口年份期间，大一部分进口增加了库存，限制并没有显著危及当前的生产，因为接下来的一两年可以利用较多的存货。在1976年到1978年，源于自由兑换货币市场的入超提高了约三分之一的存货（ Boda， 1981） 。在国内消费减少的同时，进口需求也变得温和一些：¹⁰ 1978-81年入超减少80%是抑制内需的结果（Juhász，1982）。由于70年代相对自由的（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市场）进口许可证制度可以通过大幅度收紧进口许可证来短期减少进口。从1980年开始，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所达到的结果是在1980年后，公司无法积累大量进口存货。

各个时期的特征

下面从外贸和公共财政平衡的角度分析每个周期的经济过程。

1970年-1973年

这个时期相对于后期剧烈波动的时期，也可以称为平衡的黄金时期。当然，即使是在这样的时期里，还是出现了一个寻常的周期，其特征是1971年， 由于启动了太多投资项目而投资市场失衡。同时，存货的积累水平也很高(以确保生产）。由于上述原因，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进口在1971年猛增，所以出现了巨大的逆差。作为回应，严格限制了可启动投资项目的数量和价值，越来越多的产品被置于所谓的“管理框架”下（能源及其产品，卷材等）。1972年和1973年成功恢复了均衡：存货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未竣工的投资项目几乎没有增加、1972-73年借助有利的西方经济繁荣，出口增加了，而且到1973年， 外贸顺差也有所形成。也是在此期间，监管发生了逆转：1973年指定了5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以期受到中央管理部门的“特别关注”。

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各个公司集团之间产生了显著的工资水平差异，所以从1971年开始，将利润水平和工资增长的可能性之间的联系被松动。同时，盈利能力的改善获得了更高的加薪的机会。1973年5月份，中央决定增加大型工业工人的工资，也就说，工业工资增加了8%，而建筑工资增加了6%。在研究时期内，实现了五天工作周的过渡。

在1971年法规变更之后，发生了这时候通常会发生的，对中央不利的， 朝着公司可使用收入增加的转移。在1970年后，向卢布结算市场的输出大量提高，1972年和1973年产生了显著的顺差，而且这个顺差在1974年还仍然存在。为了提高卢布市场的进口， 给从这个市场进口设备的公司提供了优惠贷款。汇率并没有改变。在1972- 1973年，西欧的经济形式繁荣有利， 所以匈牙利公司趁机得以利用。例如在1973年，西欧的出口量增长了21%。

1974年-1978年

1974年到1978年，发生了严重的外部休克。阿以战争之后，世界石油价格上升，随后原材料的价格也上涨。匈牙利经济与西方市场的对外贸易中的汇率下降了20%，使进口费用每年增加了3亿美元。尽管如此，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国内价格，不过在1974年， 不得不提供400亿福林的进口补贴才能维持国内价格。

经济政策的反应很晚，只有在1975- 76年才采取措施。一方面，将许多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调整到重要西方市场进口价格，也就是说，提高了它们的价格，而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成本增加了，所以减少了税费。由于外部平衡失调，为1975-76年标定了较低的生产目标，希望在此期间可显著改善平衡。只有在第一年才实现了这个目标。在1975年12月份通过的1976年计划又设定了较高的增长率。

在1975年的安静期之后， 在1977 年和1978年的投资出现了不少问题： 未完成的投资量增多了，施工也延误了。存货也大幅增加了。在短暂的改善后，到1978年，形成了大量的外贸逆差，赤字原因不得不从资本主义银行拿出大量贷款。虽然根据匈牙利中央统计局的数据，GDP似乎每年平稳增长5-6%，但实际上该增长从1974年开始被打破，因为贸易条件发生了显著的恶化，从而“夺走”了当年GDP 的较大部分。看来必须采取比平时更加严厉的约束。从1976年开始，低通胀率和每年实际工资的大幅增长都没有被视为应该绝对禁忌的问题。在1976年5月，对于肉类和奶制品官方提价表明了这一点。

在头两年（1974-1975年），贸易条件恶化在与西方国家的外贸中发生，随后从1976年开始，与经互会成员国市场的外贸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匈牙利经济政策通过对生产者价格进行重大变化，达到福林对资本主义货币（但同时也有时对卢布）升值，从而“保护”匈牙利经济免受外部通胀的影响。1978年，苏联提供了8.5亿卢布的贷款，以使匈牙利能够支付更高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而匈牙利通过供应货物还清了贷款。因此，对卢布市场的出口大量提高了， 所以多年达到了对外贸易顺差。发展方案产生的新生产力也有助于增加这类出口。

从 1970 年代中期起 ，匈牙利央行成功地开展了一项信用贷款（在推出时，其额度为450 亿匈牙利福林），以融资提高出口的开发。几年后，净出口因此每年增加10亿美元(Doros,1980)。

1979年-1984年

在这期间，发生了三个重大步骤。一方面，投资被严重遏制，另一方面，零售价格大幅上涨，第三，改用外汇管制制度。零售价格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了两年。自1980年以来， 投资额每年都会下降：从1979年的33%降至24%。公共住房建设受到了遏制。随着外汇管制的推出，防止了企业积累大量存货。此外，政府出台了能源和材料节约计划，并为此提供了国家补贴。这一时期的结果是，由于进口量减少，而外贸平衡得到了改善，单位能耗也有所下降。自1979开始，新公共投资的启动被限制。通过提高强制设立储备基金的额度（从利润的15%升至25%）以及减少对开发资源的优惠来取走公司资源。从1980年开始，改用了新的价格体系，将国内价格调整为出口价格。这样大幅上涨的价格与较低的进口和国内采购价格之间有了显著的差额，而这个差额全额缴纳到中央预算。

工业生产每年只增长了1-3%，甚至有一年内还有所下降。预算赤字已从6-7%逐步降至2%（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其中1980年推行的，确保稳定收入的生产者营业差价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80年后，以前为鼓励西欧出口的部分补贴改名为“生产者营业差价税退税”，在匈方的提议下能让关贸总协接受。

在1979年夏天，零售消费价格上涨了约16%。在随后的几年中，所宣传的是“维持实际工资水平”，而并不是“提高实际工资水平” 。从1981年开始，由于实际收入有所增加，所以社会在不断扩大可享受社会补助的范围(养恤金领取者人数提高，家庭津贴等增加）。从1970年代下半年以来， 在许多领域允许进行工资总额监管。¹¹ 这是因为由于人口结构原因，就业人数有所下降。

从1981年起，公司只有在外贸部监督更为严格的制度下获得进口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从西欧市场采购材料和机械。当时最重要的是有关公司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西方市场出口做出贡献。

1981年， 苏联将其年度原油供应量减少了一百五十万吨。这为能源密集型的匈牙利重工业造成了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台了节能计划，并且在几年内，工业使用的能源量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初期实现了大量的能源投资，以加强国内能源基础。由于遏制的进口量而取得的出口业绩，在1980年代上半年，与自由兑换货币市场的对外贸易有所改善。其中美元结算的匈苏肉粮方案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80年代初开始，如果谷物和肉类的供应量超过先前的供应水平，苏联用美元支付，更确切地说，按世界市场的外汇价格提供了石油。

为了抑制由于过渡到新的价格体系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又采纳了福林升值的方法，但总体而言，1981-1982年生产者价格还是上涨了22%。征收生产者营业差价税是一个减少公司负担的办法。其实，这也是必要的，因为上涨的成本水平降低了可支配的收入。资金税和公司所有薪工资的总和计算的税被废除。从1981年到1984年，政府还采取了封锁和撤回公司某些资金的方式，以免公司拥有太多的投资资源。这段时间，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显著减少了，并且在继续事先开始的建设计划的时候，基本上使用了私营模式。从1983年开始，由于夫妇为建设独户住宅也可以获得高额优惠贷款和社会政策津贴（直到那时，这些只能适用于街道式建设），独户住宅的建设显着增加了。

在1979年以后，贷款成为了限制投资的工具。一方面，被勒令给其他新投资项目提供信贷，唯一的例外是对可自由兑换货币市场的出口开发。另一方面，贷款人（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下的匈牙利中央银行）寻求投入公司的自由发展资源，其主要手段是所谓的周转基金的补充。如果公司的发展基金中有资金，则银行开始调查，该公司凭什么融资其长期库存货物。如果拥有额外资源的原因之一是公司的收入高于事先银行贷款申请中所示的，那么银行在许多情况下可要求额外资源用于提前偿还长期流动资产贷款。

从1984年开始，引进了新的公司形式，在大多数国有公司都设立了企业理事会。从1981年开始，在对工资制度限制的同时，作为放松措施允许在公司范围内设立公司经济合伙企业。各家公司相对广泛使用了这个解决方案。其相对于薪酬支出的优势在于， 这方面的支出可以算作企业成本。这种结算的可能性于1988年1月被停止， 这导致经济合伙企业被大量清算。

1985年-1990年

在1984年12月政府宣布，从1985年开始推行经济复苏计划。最初两年(1985-1986年）共4%的实际工资增长促使失衡。与前一个复苏期不同，在这个周期中，投资只发挥了较小的作用。在1986-1987年，投资总额增长了10%，这远低于1970-1971年的29%以及1977-1978年的18%的年增长速度。这段期间，投资率平均为21%（远低于前十年的水平）。在这两年（1985- 1986年），进口增长13%，但出口增长未能达到这个增长率。在此期间，工业的总产量增加了7%。

1985年推行了新的监管体系，其主要内容是统一利益基金，其支出是通过针对使用方式征收的针对性的税款(资产累积税，收入税）进行监管。所设定的工资调整规则允许盈利较高的公司加薪，并活动空间也更大。在1985年，平均收入名义增长很显著， 达到8.4% ，这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增加。1986年，工资增长又相对（与所计划的相比）较高。

尽管头两年国内生产总值有所增长，但这被贸易条件的恶化“抵消了”。在1985年，经济的外部条件也是不利的：一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另一方面，以1985年切尔诺贝利灾难为借口，西方买家只愿意低于平常的价格购买匈牙利食品，第三， 异常寒冷的冬天导致额外进口3亿美元。1985年，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外贸平衡恶化5亿美元，而1986年继续恶化 3亿美元。

在1985年，公司将不断增长的资源¹²用于加薪和投资，所以自1981年以来，可自由兑换货币外贸又显示出逆差。由于可分配的国内生产总值没有上升，而且不仅在国外贸易，又在国内经济中某个数据里赤字必须显现，所以这导致了预算赤字的激增。1985年预算赤字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卢布结算的贸易条件变动，而导致“ 生产者营业差价税”收入下降，同时，金融机构的利润还低于所预期的，因此所缴纳的利润税也降低了。1986年秋天，福林被贬值8%。有趣的是，当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来防止由于出口跟踪价格系统而导致国内价格自动上涨。然后在1987年春天，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出口跟踪价格系统并且改用市场价格。因此，在两年的溢出效应下，当时又一次发生了8%的贬值，并且使生产者价格上涨约4个百分点。

由于经济复苏的失败，到1987年， 改善平衡是当务之急。在年度计划中， 产量提高目标是适度的2%。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内部消耗保持其水平，另一方面，与西方的贸易余额会改善，盈亏平衡。产量的增加也实现了，但是内部消费的两个主要要素（家庭消费和投资）也以相似的速度增长到了2%。尽管外贸逆差有所下降，但并没有消失。为什么未能达到目标？可能是因为利润增长高于预期的，由于1988年税制改革而提前的家庭消费，以及出口能力低于预期的。尽管1987年实际工资下降了1%，但由于养恤金和其他现金社会保障补贴， 实际收入总体上与消费价格同步增长了9.3%。

在1987年，入境旅游收入很显著。从西方市场角度看，所达到的顺差3.7亿美元（而从卢布市场角度这是3亿卢布） 。在与卢布市场的贸易中，对外贸易也出现顺差，政府将其用于偿还外贸中的债务。财政赤字并没有达到所预期的，因为“生产者营业差价税”收入达到150亿福林的余额，但提供给公司的补贴总额的增长没有相应增长（70亿福林）。

在1987年和1989年之间，利用当时西方强劲的经济繁荣，非卢布结算的出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1986年的4.7亿美元，以美元结算的匈牙利对外贸易赤字到1987年降低至3.2亿美元， 然后在1988年产生了近5亿美元，而在1989年，产生了6亿美元左右的出口顺差。但是，在1987年末推行的“世界护照”之后，购物旅游使这些有利成果的影响恶化，可兑换外汇余额通常的顺差在1988年则变为逆差。与卢布结算市场的对外贸易中，进出口金融桥梁的余额为负数。¹³

从1987年1月起，银行体系变成了两层的，从央行分立了三家商业银。在第一年，他们的流动性相对丰富。但是，央行在1988年宣布减免信贷方案，从而不断从银行业抽出了大量的收入，这是导致高贷款利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存款约15%须存放在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对其没有支付利息。相比之下，从1987年中期开始，各家银行必须给存户支付至少15%的利率， 而从1988年中期开始，这个利率还超过20%。当时，这对各家商业银行每年造成400到500亿福林损失，这相当于GDP的2%，这是一笔可观的款额。

1988年，实行了税收改革，引入了两种新税种：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生产者价格随着转变下降了3%。能源和原料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变化，但制造业的生产者价格并没有下降。同时，劳动密集型服务的价格显著上涨。政府通过强制规定将净工资增加到扣税前的毛额，这一举措，为公司创造能支付员工收入基础上的个人所得税的机会，因此防止任何人的净工资会以名义价值下降。伴随税制改革的消费价格上涨也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下降（三年内累计下降7%）。税制改革为重组主要收入持有者的收入提供了机会。除了用新税种取代公司税之外，基本目标是将公司利润减少40%，在达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才可以降低国家的集中度。这样，从单位收入只需要将较少的一部分支付到预算，而公司可以保留较高的比例。尽管没有完全实现量化目标，但可以说，新形势带来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条件。从企业界征收的税款占GDP的比重在3年内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从1987年的38%到1990年降至26%。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一些税种被淘汰。

在支出方面，企业部门的补贴大幅下降。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87年的65%到1990年下降到61%。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价格补贴的降低。到1987年，价格补贴达到了GDP的8.2% ， 而到1990年， 降至一半，为4.1% 。价格补贴政策废除后，价格通常会相应增加，而消费者要么付费要么没有付涨高的价格。不管怎么样，重点是谁都没有要求中央预算来支持价格（即使要求，也被拒绝）。税制改革也重组了公共财政的结构：由于大部分个人所得税成为了人民委员会（当时的地方政府–译者注）的收入，中央预算大大减少了对人民委员会的资助。通货膨胀对支出也发挥了重组作用：一方面，由于存款利率上升，国家承担的居民利息补贴从1987年到1990年增加了三倍, 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的高利息收入，从1988年开始，国家征收了可观的利润税收入。在支出方面也可以感受到经济政策态度改变所带来的影响。价格补贴下降了，而公共投资支出的实际价值变得越来越小。由于引入了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报告的税额由于结算方法也呈现出增加。¹⁴

此外，在公共财政的一些系统中也发生了技术性变化。在1990年春天， 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基金之间发生了职能交换。国家接管了家庭津贴的支付，但另一方面，将医疗卫生支出的融资和征收相应的医疗卫生捐税的任务则交给了社会保险公司。

在1988年之后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中，有两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是法定贬值和，另一方面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免税提高工资。这个范围的上限是“增加值/员工人数”指标年度增长的一半，¹⁵ 也就说，如果公司人均增值每年增加20%，那么在工资增加10%的情况下，公司没有进一步的税负。由于在需求方面很少遇到竞争对手的阻力，所以许多公司都按通胀比例涨价，从而增加了公司的增加值， 以及更高的工资水平。在1985年后的两三年内，国家以美元计算的外债几乎翻了一番，原因是债务存量发生了巨大的汇兑损失。

从 1988 年到 1990 年 ，就业人数每年下降 2% 。投资的趋势一直在下降，特别是从1990年开始，投资率仅为20%左右。到1990年，停滞的工业生产开始下降。1990年，国际收支差额略有改善，因为所谓的NEO（net errors and omissions： 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包括7亿美元盈余(NEO指数中呈现了居民未经许可兑换的外币价值）。

在1988年中期，政府提出了一项旨在自由化发挥主要作用的一揽子计划，这是所谓的“A版”经济政策。

推论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匈牙利中央预算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同步移动。在1970年代下半年，收支平衡的急剧失衡绝非偶然。时任管理层将占内部消费60%的家庭消费、公共支出和活跃的住房建设视为禁忌，即是他们不会受到束缚的实质影响。但是国内消费在其他领域也勉强减少了一点。1976年投资放缓后再次出现了两年的快速增长，而1976年实际工资涨幅较小，其后又出现了较高的涨幅。¹⁶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还采取了刺激经济的举措，例如（主要是在中央开发项目中，以及在一些其他公司领域）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直到1980年为止，基本上没有变动当时相对宽松的公司进口管理体系。在这样的政策下，外贸逆差很高，而外国借款成为了“平衡项目”。

可以说，对本文开头的“鸡生蛋， 蛋生鸡”因果困境的答案是，投资周期性飙升是外贸和预算赤字增加的共同原因。提振的投资和产量的提高都需要更多进口。另一方面投资的融资将预算赤字也提高了。在周期的下一个阶段中，可以通过遏制投资来减少进口，而且预算支出也有可能会减少。在对外贸易中，改善了平衡，但改善预算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