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评论 (中文特刊)，第16卷，2020，178-197页，DOI: 10.24307/psz.2021.0113

我们的历史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历尽艰辛的奋斗史，其中也包括与流行病的抗争。流行病的起因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被人们分别用宗教和理性的方法进行解释。造成瘟疫的有养殖业、人类文明所形成的城市、贸易、征战、移民、战争和全球化。本文献对鼠疫、霍乱和流感的几大流行时期进行梳理，并分析它们对个人、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和人类未来的正负面影响。从以上的教训中出发来衡量现如今全球疫情，新冠病毒可能对历史可能造成的改变。所有的章节都引用多个圣经、历史或经典文学内容，以及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医生和医疗历史学家的文献作为基础。

关键词： 流行病；文明；全球化；个人；社会；驱动力

改变人类命运的重大变化往往伴随着痛苦。早在神话时期就有此类佐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为人类带来了用来创造新生存环境的火焰。为了让盗来的至宝留在地上的代价不小：普罗米修斯被锁在山崖上，他的肝脏每天被老鹰啃食。根据《旧约圣经》关于洪水的内容写道“凡在旱地上， 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但在洪水之后，挺住考验存活下来的人来到了新世界：“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8,22）。

在任何时期，具有毁灭力量的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摧残不止一次地增加了与其并行的流行病的幅度，而这些流行病不仅是一些特定事件的并发现象，而是从历史的开端，其本身就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方向。

流行病爆发的原因

根据《圣经》记载，对人类的打击是来自唯一的神的惩罚。这在前文提到的洪水故事当中已经写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6，5），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都从地上除灭”（创6，7）。惩罚 不止发生一次，比如对盗取约柜的亚实突人，也施加了痔疮的惩罚（撒上5，6）。 一名中世纪法国女作家，让·弗鲁瓦萨尔（Jean Froissart)（1337-1405年） 介绍信仰圣经的朝圣者们和自笞者们¹的忏悔时写道：“主的第1349年里，忏悔 罪恶的人开始行走在世上。……长时间用带刺的鞭子抽打自己。……他们向主祈求平息怒火，不要再用鞭子，也就是在世界各地蔓延的，被称为瘟疫的疾病惩罚世人”（Froissart，1971）。

基督教徒们对于上帝惩罚的盲目狂热的信仰被文艺复兴所撼动。马丁·路德(1483-1546年）在维滕贝格县居住时期，于1527年经历了一场腺鼠疫，他在给赫尔兹牧师书写的如小册子般的信件中说道：“我们正在维滕贝格县经历的流行病的原因不是其他，而是堕落。感谢主，我们的空气仍然干净清新，但有些人因为自己的懒惰和懈怠被感染了。恶魔利用这个状态，并快乐地为对我们造成的结果而雀跃着”²（引用Békefy，2010）。

关于所有罪恶的惩罚是赎罪的说法，在数个世纪时间里的世界文学大家作品中，比如有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阿拉尼·亚诺什的作品予以佐证。我们匈牙利人因为从莫哈奇1526年开始，在特里亚农进入极致的失败历史而活在 自我谴责和罪恶感中忏悔，特别是我们对所发生的抱着接受和忍耐的态度，无论是重压还是病痛、流行病，因为我们的国歌歌词内容也写道：“啊！因为我们的罪，使您的胸腔烧起怒火。”

一夫多妻制让众多个神当中由最合适的一位进行审判。比如奥迪赛因为杀害了他的儿子忒勒戈诺斯，由海参波塞冬惩罚他10年的流浪之刑。在伊利亚斯里， 则是阿波罗对希腊人恼怒，因为最高领导人绑架了他神殿祭司的女儿，而他则在军队中制造了“有害的灾厄（黑死病，鼠疫），人们纷纷倒下了”（霍梅洛斯，1957；Mende，2012）。

虽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7年），古希腊医生也认为，“相比之 下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疾病涉及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什么样的疾病涉及人类”， 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有人的生活不合大众，不尊敬神明，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对于流行病的起因，他理智地在大气中，在空气中寻找（Mende， 2012）。中世纪的鼠疫医生们，其中包括以先知闻名的诺查丹玛斯也认为，通过 他们藏在自己面具中有香味的植物，期望能够驱散在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在相信病毒空气源的著名人士当中，以教育家在沙罗什巴塔克闻名的康米纽斯(1592-1670）也是其中一位。在他关于流行病的书籍当中，认为导致他妻子和孩子死亡的鼠疫要归咎于“有毒的雾气”和“不寻常的气候”（Bugyi，1971）。在 匈牙利本地对流行病起因的研究当中，在2个世纪之后费伦茨·约瑟夫给罗莎伊·约瑟夫（Rózsay József)（1815-1885）颁发了科学大金奖章，他认为腺鼠疫的肆虐也是因为空气。乔治·切尼（George Cheyne)（1790-1869），西格兰医生，心理医生1733年表示空气污染的源头是篝火的硫磺和焦油的臭味，以及蜡烛和油灯，还 有墓地和焚尸堆、污水通道、屠宰场、马房和肥料堆散发的气味。

当然质疑的人，包括对以上所提到的各种理论抱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无时不在。“我本人只能表示吃惊，因为现在，在流行病之后，一些人开始讨论关于上天直接惩罚的话题，没有任何中间媒介地，直接向这个人或者那个人降下惩罚，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这样的话语显然是源于无知和盲目信仰， 因此他们应该被驳斥。同时，那些说流行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人，认为其中有无数昆虫和看不见的生物，并通过呼吸，甚至通过孔隙与空气一起侵入人体，并在里面快速制造有毒的卵和苗。并且进入血液感染人体组织。像这样的意见，根据我们的常识来判断，比天真的无知者好不了多少。”——丹尼尔·德福（Daniel Defoe)（1660-1731）在其描述1665年伦敦鼠疫的书中写道(Defoe，1967）。

德福还表示，伦敦的居民当中也有人相信鼠疫来源是宇宙，很多人认为疾病是陨石带来的（关于以上说法在波卡齐奥关于威尼斯流行病的书中也有写到）。虽然在几个世纪里相信神的惩罚的人和空气传播理论的人占据上风，但宇宙来源的说法也持续存在，即使在如今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也零星地出现了这样的理论， 说病毒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到地球的。

15世纪，一名意大利医生，吉罗拉莫·弗兰卡斯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8-1553）在关于梅毒的研究中发现，人类是病毒的传染者。中世纪城市的领导者就已经开始将人作为流行病的来源进行捉拿。在之前能够平安度日，最多只有商业纠纷的城市居民的生活，因为在15世纪开始移民入城的犹太人、朝圣者 和商人们而变得纷乱。每当这些地方出现流行病的时候，城市的领导人们立刻就开始寻找替罪羊，并对其进行公开审判，不止一次地将获罪者处死。很多次针对女巫和异教徒的捕捉行动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暴力的惩罚引起了关心世人生活的克勉四世教皇（1291-1351）的注意，并书写了公告信件，对迫害犹太人的行为表达了谴责，提醒那些进行判决的人说，鼠疫是不会选人的。

19世纪下半叶，怀疑开始传播到灰尘和污垢上面。匈牙利罗莎伊医生，在

1848年之前还认为腺鼠疫的来源是空气，在自由战争时期作为医院医师得到了相 关经历之后，在1870年在其关于流行病的书籍中，已经将谵妄症和痢疾的兵营归 结到在战场上死亡动物的尸骸上面，并认为腺鼠疫的来源是特蕾莎城区的肮脏街道、下水管道及消化池，还有多瑙河岸上发愁的粪堆（Rózsay，1870）。这与约 翰·修（John Snow)（1813-1858）英国医生，该世纪流行病学创始者的判断相符合，其中指出，传染的来源应该在不够清洁的环境里，腺鼠疫的情况下在污水里寻找（Ball，2009；Snow，1855；Brody，2003）。直到大概25年之后，才由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证明道，多个传染病（炭疽病、肺结核、霍乱）都是由细菌造成的，发现结核病细菌的人在1905年获得了诺贝尔 奖，并以此将流行病源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基础上面。

造成流行病传播的因素

以狩猎、捕鱼为生的部落群体的生活当中，早期动物养殖的出现是造成流行病的主要原因。天花、结核病、霍乱、流感、腺鼠疫、麻风、白喉、疟疾的病原均是动物，可能是在农业的养殖业人群当中变异成为了可感染人类的病菌。如果养殖人群同时是游牧民族的话，那么传染病也会被传播到其他人群当中(Magyar，2006年,第37页）。

因为商业兴起并且跨越了各个大陆，其货物流通量越来越大，所以接触地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传播媒介不仅限于人，也包括货物。其中比如有从非洲运到东罗马，并造成541-542年“黑死病”，也就是鼠疫的粮食。

流行病的独立生命周期当中，“最兴旺”的阶段是在社会文明变得更加多元化的城市文明时期。城市是人类聚集形势当中最高的组织层次，人们在其中密切接触，这造成了大面积的互相传染。

战争也是感染的重要催化剂。传统的由战争引起的传染病有伤寒、霍乱和疟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1853-1856），这些疾病直接造成了十分之一的士兵的伤亡。伤寒在1870-1871年普鲁士-法国战争期间也非常多见（Kántor，2020）。³世界大战也造成了多种传染疾病的温床：霍乱、性疾病⁴和名为西班牙流感的世 界流行病同时在士兵当中进行了摧残⁵（Bartos，1939）。

因为征战而传播的传染病的经典例子，是征服者们给新世界的原住民带去了黑色天花的疾病。而就连在加勒比群岛的原住民也被这种“出口”的天花在印第安人骚乱期间灭绝了，因为英国军队指挥官，杰夫瑞·安姆斯特（Jeffrey Amherst)（1717-1797）下令将被感染的被褥扔到骚乱的人群当中。这也是被记录的第一次生物战争行为。⁶

在几百年来，因为游牧的本性也鼓舞了人们的迁居：从村庄到城市，从母国到殖民地，从欧洲到美国，从贫穷地区到欧洲国家，这也促进了在距离较远的土地之间相互传染（Magyar，2006）；德福在1722年出版的《伦敦鼠疫》书中关于涌入伦敦移民的评论在现如今也是恰当的：“伊斯兰人毫无顾忌地走在受到流行病摧残的地方”（Defoe，1967）。

因为全球化的影响，“无国界的世界里不仅是人们移民，寻找工作，旅游， 还有各种服务、零件和车辆也一样”（Vasárnap.hu网站，2020），一场流行病很容易在全球大流行，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起到影响（Török，2013）。

流行病的时代划分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人类遭遇了多次流行病。多个学科（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医疗历史学等）都试图将这些进行系统化分组。我们下文以历史学家的角度，在以上所提及的框架之中，将众多流行病当中的鼠疫、霍乱和流感的几大时期进行梳理，并在其中特别提到个别有意思的或者震撼的事件。

鼠疫的时期在人类历史上造成的伤害最大。它突然出现，造成巨大数量的人们死亡，并以无法预计和快速的方式结束。它无法衡量的毁灭性特征如今只有好莱坞灾难片可以准确描述。《圣经》当中已经有关于鼠疫的记载，在摩西之书中一方面记载了只对动物有作用的疾病，同时在多个地方也非常明确地写道带着溃疡的疾病，作为摧毁人们的“恶魔诅咒”。⁷ 这个从动物和跳蚤传到人身上的疾病大概是535 年开始的全球气候变化的产物（Horányi、Magyar，2007）。它们的居住地原来是东非。第一次有记录的鼠疫在540年在康斯坦丁导致五分之一的居民丧生(Mende，2012；Farkas，2006）。以领主的名字命名的查士丁尼鼠疫（查士丁尼执政期：527-565年）对当时正处于第一次黄金时期的拜占庭造成了沉重的打 击。疾病开始于波斯战争结束时期，当时每天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在商船上繁 殖的老鼠导致疾病流行在了整个地中海沿岸，从意大利到加利亚。在第六世纪末比如罗马也出现了该疾病⁸（Vasold，2003）。

“根据情况看来，好像扩散轨迹中有一些规律，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往所有的方向扩散。……无论是在岛上，还是在山上居住的人都无法避免。扩散越来越广，就算有些地方暂时没受影响，终究也难逃此劫”——普罗柯比乌斯，拜占庭史记者在《战争历史》中写道（公元前500-565年）（引用Bohacsek，2020）。欧洲地区因为在1346年被钦察帝国入侵，而从卡发（今天的费奥多西亚）逃窜 的热那亚难民也开始感染到了疾病。入侵者为了今早取得胜利，用投石机将感染鼠疫的死尸射入了城中，所以之后逃亡的人们大都已经被感染了疾病。因此， 1347和1353年之间，鼠疫席卷了在整个意大利地区的城市（热那亚、威尼斯、 比萨、弗洛伦萨）。可能日本人也收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在攻击满洲俘虏营的时候也用装载鼠疫跳蚤的武器进行攻击。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摧毁的工厂和车间当中逃出来的受感染老鼠，将会制造出一场更大的流行病。

关于鼠疫的历史，过程和后果有海量的文献。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口研究家、考古学家，甚至文学家当中都有很多人都对其感兴趣。乔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十日谈》不只是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关于1348年弗洛伦萨黑死病的历史记载。⁹“在美好的弗洛伦萨，风 貌超越所有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城邦里，出现了致死的鼠疫。……这个鼠疫刚在几年前出现在东边的国家，出现之后杀死了那样多的人，不可抑制地四处蚕食， 并灾难性地继续蔓延到了西边。虽然我们为了抵抗它想尽办法做好准备……病死在家里的人，只有在尸体腐烂的时候才被邻居发现。四处可见的尸体的腐臭充满了整座城市。能找到收尸者的人，在其帮助下将死者从屋内搬出，并将其放在门口，而收尸人的眼中，每天早上要见到好几次同样的场景”（Boccaccio薄伽 丘，1961）。在宏大的死亡时期作者的妻子佩特拉卡也死在了鼠疫当中，他问 道：“我们的后代会怎么想象这样的场景呢？”（引用Ráczkevy，2020）。

丹尼尔·德福在《伦敦鼠疫》的书中对1765年仍然肆虐，造成众多人群死亡 的腺鼠疫的症状写道：“有一次，一个年轻姑娘与她的母亲和佣人去了一个地方……她们回家2个小时之后，年轻女士感到不适，15分钟之后开始呕吐，和剧 烈头疼。……她的母亲让人帮她脱衣上床休息，并用蜡烛光亮检查了她的身体， 在她大腿内侧立即发现了鼠疫那散发着死亡的征兆。……成片的坏疽很快就扩散到了她的整个身体，并在2小时内结束了她的生命”（Defoe，1967）。

鼠疫在十八世纪的发达国家里通过疫苗得到了根治。但是在世界其他的地方(阿尔及利亚、蒙古、刚果、马达加斯加、美国）至今为止都会爆发鼠疫。

一个疾病取出了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主要是在十字军征战之后在中世纪早期形成具有毁灭力量的流行病的麻风病在十四世纪有所缓和，并由鼠疫，最后由霍乱接替其地位。

霍乱时期的爆发点，该疾病的温床是恒河的沼泽和污泥，这是由葬于该河流的尸体、希望在其中治愈的病人和流入其中的无数污水所形成的。据我们所知，已经在公元前第5世纪，亚洲的印度，也就是如今巴基斯坦的土地上就出现过霍乱。欧洲本身从未出现过该疾病，一直都是外来的感染。该疾病的症状是腹泻、呕吐和身体脱水，主要通过交通传染（Mádai，1985）。但是在人们只用 马、骆驼和帆船作为交通工具的时候，在长期的旅途中，得了病的人或者死在了途中，或者在抵达目的地前就康复了。亚洲霍乱爆发于1807年，并7此升级成 为世界大流行的疾病。1826年从印度传入欧洲，并进一步扩散到非洲、澳州和 美州。1830年移民到巴黎的海因里奇·海纳（Heinrich Heine)（1791-1856） 将在当地发生的疾病如下转述给如今的人们：“看不见的移动断头台从街上扫过。我们被挨个塞进袋子里，因为已经没有棺材给死者了（Heine，1833）。 在巴黎爆发的流行病震惊了居民，人们举行了霍乱节庆，来麻痹疫情带来的影响。当人们看到在舞会上姿态最疯狂的小丑突然脱下面具之后，脸上已经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样子，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人们突然叫了马车赶去医院，可是大多数人在路上就已经死去，仿佛挣脱了脸上带着那狰狞的面具(Bourdelais，1988）。

在十九世纪通过蒸汽船和铁路的发明，霍乱以极快的速度扩散。俄罗斯军队将其带入了欧洲，而匈牙利在十九世纪基本上一直都有俄军做客。¹⁰ 虽然本文不对匈牙利的流行病史详细展开，但这里引用现代历史顺便提及，1866-1867年佩斯霍乱爆发的地方是特蕾莎市区的养老院（377人当中81人死亡）。因为检查、 秩序和医疗保障的缺失，当时的市长，罗登比勒·利伯特被追究了责任，根据抨击他的人的说法，他感兴趣的只有怎么让城市财政收支达到平衡，毫无危机防范意识，并对感染流行病的风险提出质疑（Mádai，1985年,第14页）。

在二十世纪因为汽车、集装箱和飞机的普及，导致霍乱成为了至今为止未能被战胜的疾病。维克多·海泽尔（Victor Heiser)（1873-1972）作为美国卫生医疗官员对集体病患的聚集地进行了调查，以此在1930年找到了马尼拉。在《一名 周游世界的医生》书中介绍他的见闻道：每天1000人死亡，没有地方埋葬他们， 每天晚上通往墓地的路都会被堵塞。约翰·斯诺和¹¹罗伯特·科赫为¹²人类战胜 霍乱提供的机会是徒劳的，现如今仍然有一些贫困国家，在那里的卫生常识还非常不健全。就像我们的水资源也在不断被感染，油流入大海，地震导致油井崩塌等事件，如此，流行病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1971年那不勒斯有20万人被感 染，因为有人从有污染的海水里打捞，并生吃了牡蛎。2017年也门也成为了最近 一次霍乱疫情的地点。

流感时代最早的一个站点大概是在铜器时代的埃及，当时人类已经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与猪类，及水鸟类动物接触。公元前412年希波克拉底在希腊的佩林托 斯（Hornyánszky，2007）。¹³ 公元前430-404年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时扩散的流行病周围有着争议，未能确定那是鼠疫、伤寒还是流感。从症状来看在876 年，纳吉·卡罗伊军队当中也遭到了以此流感。最近一次是在1485年，英国也 出现了带有大量出汗的疾病，并且以流行病的方式扩散，并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其中伦敦市市长和6名市政官也不幸遭害，港口上，船因为水手的死亡而无法出海。第一个记录中可以确认是流感的事件，席卷了欧、亚、非、美四洲，开始于十八世纪。¹⁴ 十九世纪的流行病当中，1889-1890年的俄罗斯流感最令人印象深刻。¹⁵ 但其名声与鼠疫和霍乱相比没有那么恶劣，又或者与只是提到过的痢疾、伤寒、天花和梅毒（Salló，1996）。匈牙利也受其感染的俄罗斯流感的被记者 楚尔诺基·维克多（1868-1912）幽默地描写：“1889年，我记得是2月份，报道上刊登了一篇小字体的文章，说在彼得堡爆发了流感。当时我们这里只有读了作家尤考伊的《无名城堡》长篇小说里面的某个章节的人，才知道彼得堡这个地方，在书中，坎布里·维考特被俄罗斯流感杀死了……一周之后手帕行业开始兴起”（Cholnoky，1914）。

在流感历史中的转折点是西班牙流感。1918年开始的世界性流感造成的死亡 人数，超过了之前所有的流行性疾病。估计的死亡人数在2000万和1亿之间，这 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人的死亡人数。科斯托拉尼·德硕《艾斯特听到死讯》的散文中很好地描述了关于疫情消息的惊恐情绪。“她的手伸向了早报。她快速地翻阅。看到的都是讣告，上面是黑色的十字架，就像墓地里的墓碑一样。178名新死者——报纸写道，几乎是庆幸着——，西班牙流感正值巅峰。她 想到，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死亡的最终宣判”（Kosztolányi，1936）。

西班牙流感，流感病毒的最早种类在没有其他症状的情况下也能够导致肺出血， 受感染的人只能存活1-2天。该流行病单独没有流传到冰岛。¹⁶ 在20年代，学者们显然在刚刚度过的疫情的刺激下开始认真研究流感。众多报道都指出了很多发现，这些发现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也有研究价值。比如造成范围流行的传染性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自行消失，又或者症状会有所减轻（比如梅毒），但根据对流感的经验，根本无法期盼会发生与以上相同的情况（Aujeszky，1929）。二十世纪下半 叶流感再次爆发：亚洲流感（1957-1958）造成了150万人，香港（1968-1969）流感 造成100万人死亡（Farkas，2006）。

2020年是流感生命线上又一个里程碑，新冠病毒被很多人与流感相互比较。 流感和新冠病毒通过体液传染，症状也非常相似，但是两者却属于不同的病毒类别。目前可见的最大区别，是流感发现很久的病症，我们有很多相关资料，而新冠病毒则是刚出现的现象。

改变的人们和他们的环境

流行病对人们每日的生活，将来，乃至于整个人类历史都造成了影响。鼠疫，霍乱和流感（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之前提到的痢疾、伤寒、天花和梅毒）的防护方法总的来说，与如今我们针对新冠病毒做出的应对措施有很多明显的相似的地方。不同之处是，从前我们在卫生方面的措施比医疗服务效率更高，而如今因为医疗技术爆发性的发展，两者成为了互相补足的关系。

在卫生措施当中，多次被使用的，经过几百年一直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隔离。早前的历史记录者写道，在1347年的拉古扎和威尼斯，当时遭到这样的隔离处 理的人也被人理解为死刑的惩罚，因为在拉古扎的人们发现无症状的人也可能带有病毒，所以外来人士也被隔离了1个月的时间。在威尼斯，喜欢艺术的安德莱娅·丹多罗（Andrea Dandolo)（1306-1354）除了命令对鼠疫的严格隔离法令之外，还将整个城市封锁。在封锁的城市当中，只有圣·米哈伊的骑士可以通行。在十六世纪，人们习惯于将整个有病人的房屋封锁起来。而在那里尚且健康 的人，经常会在晚上收买警卫，并抛弃病人自行逃离。因为他们知道，留在那里的话，他们的命运也板上钉钉了，因为被隔离的人没有食物来源，不能经常看医生，同时也因为去看他们的医生自己也会被感染，这样的话自然是再也去不了了。从十八世纪开始，出现了将健康的人和病人之间的区别性隔离方式，将比 较贫困的被感染者被隔离在了一种野战医院形势的场所。奥列桑朵·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在关于十七世纪米兰鼠疫的《未婚夫妇》书中如此描述米兰流行病医院的生活：“想象一下野战医院的内部情景，那里有 1万6千个感染疾病的人聚在一起。在操场上有密密麻麻的帐篷，军帐，车辆， 到处都是病人。右边和左边看不到镜头的走廊里可以看到一个个房间，里面的草包上或者草堆上躺着濒死的病人；然后灾难随着在整个营中不断地人流走动扩散开来：一组组人来来往往，或者停下，治疗的人，喊叫的人，医护的人或者躺者或者站着”（Manzoni，1892）。人送到野战兵营中之后，抗议的人员会回到 病人的房中，并将其衣物烧毁。家庭成员一般对此行为表示抗议，并称之为抢劫。类似事件的一个典型结局，是所有人都将责任指向送病人去隔离的医生，并将其杀害（Tóth，1995）。在危急时刻实施的隔离措施是数百年来受争议的话 题。1825年英国议会的一个发言者提出反对意见说，“这种行为是反商业，反社会和反基督的”（World Health，1971）。直到十九世纪末位置，流行病来源空气论者们和隔离措施的支持者们都是针锋相对的关系。有时候，隔离政策因为被隔离人群的骚乱而失败，比如在匈牙利与自由战争同时爆发的霍乱疫情时期。无论终点站是隔离，还是流行病医院，病人都是一个人，于是隔离地离开人 世。这也改变了对死者的悼念法事的形式。在中世纪，从人世往生的过程是可悲的，戏剧性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中人们往往在安宁的环境中离去。病人由亲属和朋友在教会的礼拜仪式中被送走。但是流行病并不会让人们还有这种机会（Horányi，2020）。“你能否想象更令人恐惧的事情，比起躺在没有任何安 宁，没有缓和，没有帮助的地方，已经与所有亲友脱离了关联，好像一具尸体，被人活活抛弃在那里。”一名濒死者抱怨道（Lampe，1741）。多个世纪过后，在个别国家里，带着新冠病毒患者走过最后一程的常常也只有呼吸机。

葬礼也不能按照足够尊重逝者的方式举行。1347年威尼斯鼠疫期间“为了下 葬大量的死尸，这些尸体可以说是每天的每时每刻都堆满了教堂，墓地的圣徒不足以让他们下葬。.....人们在地上挖了巨大的洞，并在洞里堆入了一层又一层

的尸体，就像在穿上装载货物一样在他们身上撒些土后，又重复了之前的操作， 直到洞被完全填满”（Boccaccio，1961）。在中世纪，尸体被放到了用手推的 小车上。没有牧师为他们诵念治丧词。

流行病在教会的仪式上也造成了改变，包括现代的改变。牧师不能为其信徒在教堂做弥撒，婚姻关系在秘密的环境里形成，仪式也是在空教堂当中做的，牧师很多时候也不能举行葬礼。居民对这些变化容忍了一段时间，但在那之后就开始骚乱，游行，不满的人群打破了街道的寂静（Kiss，1931；Dávid，1973）。历史不止一次地自我重复着。

流行病在就业行业上也形成了变化。在疫情时期所谓的医疗刽子手也成为了抗疫工作的内容之一。即使在十八世纪，审判者的佩剑和绳索也被赋予了魔幻色彩。也有成为医学院学生的刽子手，并因为其在流行病期间做的工作得到了公民权。通过流行病的消散，这些人也只能回到行刑者的老本行了。

在流行病时期，政府在开始实施抗议措施之后，工厂、车间、其他的工作岗位停止了运作，人们的收入停止了。而在危机过后，也不一定能够再次找到这些符合自己能力的工作。流行病还要为一些职业完全消失负部分责任。这样的工作比如有乳母，该类工作从人类历史最初开始就在贵族的育儿上面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有延续到了公民家族当中。为了防范流行病，只有根据严格的规则， 在医生的监督下才能从事他们的工作。在西班牙流感时期和过后，已经几乎没有人敢聘用她们了。对于流行病，其中一个生存策略是逃亡。

在城市居住的人当中，有条件的人都从群居的城市报道了乡村。这样的行为和态度在当代人的眼中并不受到赞同。不止一次地，医生和牧师们将他们的病人和信徒抛弃，自己先行逃难了。因为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家庭支离破碎，亲子分离的情况，路德在维登伯格的流行病时期，严重警告了准备逃亡的人。这位革命者没有离开城市，并宣布，遇到这种死亡的疫情是逃不掉的（Békefy，2020）。

因为国家内部的移民，各个村庄和居民稀少的地区开始提升了他们的重要性。作为乡村的特征：安静，心灵的平和，自然和邻里的关照，与现代城市景象截然不同。乡村本身就是安全的象征，远离了具有威胁的病症，来到了自然的近邻， 这里的食品不会经过很多道手，这里不会禁止人们到公园、田野、河流、湖畔散步。就像人们在1831年巴黎霍乱疫情期间已经经历的一样：“所有人只有一个 念头，一个目的：怎么才能避免生病。有钱的人选择了避难。没有条件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只能留在城市里，直接面对这早到的死亡”（Heine，1833）。《十日谈》的故事发生在一座被遗弃的托斯卡纳地区的别墅中，这个别墅住进了10名从城市逃难的人，他们希望通过埋葬在这个故事中的世界里，不仅能使自己 的身体逃离疾病，连灵魂也能得到解脱。城市的面貌由沉寂的街道、广场，门面紧缩的商店、银行、博物馆、旅馆、咖啡厅构成。社交接触就连可能性都没有。代替的交流对象只有自我意识。这导致人们开始抛弃群居生活时的价值观，变得更加自私自利。其扭曲的形态是逐利行为，甚至是抢劫和洗劫。我们再次引用曼佐尼关于米兰周边大型鼠疫（1629-1630）期间出现的特殊职业，摩纳提（运尸 人）以及在运尸车辆前面提着灯行走的引路人的行为：“摩纳提.......作为业主或者敌人进入房屋......用他们充满病毒的邪恶之手，伸向健康的家庭成员，孩子，家长，丈夫，妻子，并威胁要将他们送到医院里去，除非给他们钱。其他时候也会为他们的服务收取很多钱，他们宣布说，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他们不管，除非收到多少斯库多（译者：意大利银币）。.......为了扩散流行病，摩纳提和引路

人将死者受到感染的衣物撒到路边；因为鼠疫对他们来说是洗礼，是统治，是节日......摩纳提在自己的脚上绑上了铃铛，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能够与其他人区分开，并告知他们的到来，他们以这样的姿态进入房屋，进行各种暴行和破坏。门户敞开，又无人居住，或者主人已经奄奄一息的屋内，盗贼们可以带着赃物自由出入”（Manzoni，1892）。

马达其·彼得的使徒在鼠疫时期的罗马也经历到：“秩序溃散了，没有人发号施令， 没有人听话。抢劫和杀戮在温顺的居民之间横行无阻” (Madách，1956年,第91-92页）任何的危急时刻都是骗子的天堂，他们利用居民的无力境遇，将他们货物高价卖出，甚至为他们没有的货物收钱。因为与流行病同生的通货膨胀，很多无奈的人只能以极少的钱出售他们生活必需的物品。

目前为止，我们说的都是流行病对人们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但它也有为进步而服务的后果。这样的比如有卫生习惯上面的显著进步。洗手在山麦维茨·伊格纳茨（Semmelweis Ignác)（1818-1865）之前是灵魂净化的工具。在彼拉多的洗手也作为洗净其职责的象征。塔木德则用洗手来驱赶恶魔。洗手成为了与饮食相关的每日习惯。在十二世纪，无论是君主还是公民都将手伸入桌子上的餐盘中。作为防止感染的房屋措施，山麦维茨和英国约瑟夫·利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在十九世纪提倡洗手。如今已经属于自然习惯的卫生常识，比如英式厕所，也是要感谢霍乱才能变得那么流行，而羽毛扫帚也是在十九世纪的霍乱疫情结束后开始在家庭当中用来扫除灰尘的。此时人们也发现，纺织品也可能是一个可能的传播物件。1887年柏林建立了一所中央消毒场，当然， 主要是给条件较优的人使用，而疫情主要是传播在贫困的人群当中。按照德国的样本，匈牙利也在加利大道上设立了消毒机构。该机构的工作也包括为城市的楼房进行消毒（Hammer，1910年,第731页）。¹⁷ 专业的消毒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标准。普尔斯基·费伦茨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在1831年的霍乱疫情时期，城市公 民在口袋里放着氯和有强烈臭味的醋（Pulszky，1879）。

关于流行病的负面效果中我们曾提到，很多人试图通过逃难来避免疫情。而存活的正确策略是留在原地。贫困的人对离开城市想都不能想。而不成文的规定是，有官方职位的人，比如医生、牧师、教师，身上被赋予“为公共利益服务” 的人，和为自己的家庭和仆人生命负责的人（Lampe，1741年,第314-325页）， 也留在原处。早在中国的大哲学家，孔夫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时 期，就已经警告过国家的领导人，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止一名在国家领导位置的人，或者教会的人，或者是牧师、医生在疫情时期甚至愿意担任“英雄”的角色，并对其下属和信徒发号施令。米兰的总主教，博罗米奥·圣·卡罗伊（1538-1584）也属于那些人之一，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帮助其信徒们抵抗疫情带来的痛苦。他将他的财产用来帮助病人，建立避难所。为隔离的人和濒死的人组织急救服务。1567年的流行病在之后被称为“圣·卡罗伊 鼠疫”。他在1610被保禄五世封圣（Magyar Kurír网站，2019）。

在人们面临死亡的时候，艺术正在蓬勃发展。在流行病被认为是上帝对罪的惩罚时，为了通过玛丽亚和其他圣人获得上帝的宽恕，人们建造了教堂举行祷告，并雕刻了他们的塑像。其中一个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教堂，是威尼斯的安康圣母圣殿，建于威尼斯鼠疫期间，1631和1687之间，根据巴尔德萨·隆格纳(Baldassare Longhena)（1598-1682）的设计建成，位于大运河附近。维也纳也为了纪念流行病而建立了圣嘉禄堂，或者是布达佩斯的洛克什教堂。过着隐士生活，歌颂基督的帕勒莫·圣·罗萨利亚的尸骸在1614年的鼠疫疫情时期在帕勒莫被找到，¹⁸ 让·迪克给其制作的画像的影响下，人们有为其在乡村的广场上建造了多座雕像和教堂（Lackovits，1993年,第110页）。匈牙利圣三位一体雕像也是在鼠疫的影响下诞生的，其中一个最美丽的，是恩戈莱奇·菲利普（？-1736）的作品，并在1713年举行了落成仪式，现在可以在布达佩斯城堡 区见到。

画家将疫情的恐怖场景尽力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代。其中一个最具名声的此类画作，是尼古拉·朴新（Nicolas Poussin)（1594-1665）名为“阿什杜德鼠疫”，该画是在1630年，城市疫情期间，一个功名向他定制的画作。这位法国地 画家将疫病的杀戮根据圣经撒母耳书内对疫情的记录进行了创作，其中写道了盗取约柜的亚实突人，被施加了痔疮的惩罚（撒上5，6）（Németh，2006）。

鼠疫无法描述的摧残是人们开始挑起了扭曲的死亡之舞。该舞蹈的独特气氛，由如今的教堂和圣堂的壁画所记载。牧师、国王、农民、乞丐、骷髅、动物一起在跳跃。在疫情期间建立的机构，医院（匈牙利有圣·洛克什医院，圣·拉斯洛医院），运河，排水管道，一起改变了城市的面貌。

流行病同时也创造了时尚。比如在充满流行的十五世纪的威尼斯，妓女穿着高领的衣服，并在手上拿着棘轮。鼠疫退去后，因为同时会导致脱发的梅毒，是假发变得非常流行。在十九世纪，时尚的女性体型是苗条，透明的肤色，大红的嘴唇，因为在当时已经开始流行，但大多正在潜伏期的肺结核使人们都变成那样。女性们用带子将自己的要勒紧，并用米粉将脸颊变白，将嘴唇咬的几乎出血。因为霍乱，拖在地上的衣物被淘汰了，因为那会聚集灰尘。男性也很快抛弃了会聚集灰尘的胡须。

在疫苗投入使用的十八世纪，在黑色天花制造者牺牲者的同时，人们发现， 如果将在脓包中的毒素打到鼻子里或皮肤里，那么8天之内会出现症状，不过程 度会缓和很多。这个被称为人痘接种术的治疗方法由英国作家玛丽·沃特蕾·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从埃迪尔内写的信里进行了详细介绍。有意思的是，这里负责注射的不是医生，而是一名年迈的女士，她用核桃壳收集了“最佳品种”的黑天花液体，并给孩子们注射。在十八世纪已经发明了预防针的方式，所以针对天花的疫苗也被研制出来。该疗法的命名来自于爱德华· 杰纳（Edward Jenner)（1749-1823）英国医生，不过发现用奶牛的天花脓液制作疫苗的人，却是本杰明·杰斯提（Kárpáti，2020）。

流行病造成的历史转折点

“不幸中的万幸”——学者们对流行病评价道，这里特别提到的“有益的效果”，是在病症杀死了较弱的人之后，活下来的人可以享受更长的寿命。在十四世纪腺鼠疫之前超过70岁高龄的人数只有10%，之后上升到了20%。考古学家， 人类学家，统计学家显示，流行病根据血型选择攻击目标。鼠疫攻击的主要是0 型血，黑天花攻击对象为A和AB型血，白喉攻击的是B型血。生存着，特别是与 从其他地方来的移民者混血的人，在流行病过后自己的基因组合也得到了改善， 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了他们的优势。

所有疫情都造成了人口数据的变化。在十四世纪，黑死病导致人口减少， 其中也有疫病前的饥荒的原因，欧洲人口的减幅可以估计在30%-60%之间(Andorka，1985）。毁灭的国家和城市通过新入驻的移民，有外国的也有本国 的人，从乡村到城市的人，使那些地方再次变得富有生机。这造成了人群种族结构的变化，并在生活的所有环节都带来了改变（Őri，2005）。15次鼠疫潮流之 后的时期留下的墓穴遗骸中我们发现，从疫病中活下来的人，拥有比他们祖先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可能是因为在疾病过后，每个人可获得的资源变得更多了。田地的产出需要供给更少人的吃食，树林里也满是提供肉食的野味。因为更好的饮食条件，孩子们的存活率也提升了。因为加入工作的人数变少，薪水也有所上升。最后还要再算上人们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也变得更高（Stark，2018）。

历史学家们不止一次地将鼠疫成为通向新时代的大门，为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关于战争和流行病的同期性已在上文提到。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些疾病 曾经改变了战争的结局，而因为这些结局在历史当中带来了新的时代。在编年史中记载的例子当中，一个最显著的是公元前431和公元前404年之间的，改变雅 典角色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因为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年）的功 劳，直到公元前65年为止，一直为亚蒂卡半岛的最大城市，民主的堡垒，政治和 文化中心。在德洛斯联盟当中，显示波斯人，后来又是斯巴达人遭遇了疫病，在此情况下到底是鼠疫，伤寒还是埃博拉已¹⁹经不要紧了，所以该联盟最终未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史作者修斯底德（公元前460-公元前395）的作品 中可以得知，疫病是通过船只进入了雅典，伯里克利因其死亡，修斯底德虽然患病，但最后康复了。因为从乡村涌向城市的人群，加速了疫病的传播“没有足够的房屋，他们住在空气令人窒息的破屋中，而野蛮无理的疾病让这些人变成了成群的尸体”（用到Lindner，2020）。以上这些都导致雅典在战 争之后就失去了地区的领导能力。欧洲的文化和历史在这之后由马其顿引领(Lindner，2020；Hegyi等人，1993，Aird，2004）。

在公元后165-180年里，哲学家马尔库斯·奥列利乌斯（121-180）皇帝期间爆发了长达15年的安敦宁瘟疫（鼠疫或天花），罗马人在征战帕尔特斯人 的战斗中感染并带回了这个病毒。根据罗马的记录，每天死亡200人，连奥列 利乌斯皇帝也死于其中。疫病将罗马帝国的经济，通往印度和远东地区的贸易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城市直接变得人丁稀少。这在长期看来导致了帝国的衰落(Surjányi，2020）

以迦太基圣·西蒲兰主教命名的西蒲兰瘟疫（天花？）在公元后249-262之间 也与罗马帝国有关联。在首都市中每天下葬500人，西蒲兰因为不愿向异教的神 明献祭而被处死。因为野蛮人的供给而造成的毁灭，以及与当时气候变化一起到来的流行病导致了第三世纪帝国的全面危机（Kozma，1938）。

鼠疫在541-542年间侵入了东罗马帝国，并波及到了波斯帝国。该疫情以查士 丁尼一世的名字命名，虽然他感染并且从中康复，但因为其军队也遭受了疫情的摧残，无法按照原计划统一传统的罗马帝国。未能统一导致东罗马帝国贸易和经济危机，而在无人居住的区域飞舞着各种昆虫（Ostrogorsky，2003）。

匈牙利与疫病抗争的战役当中，1456年的胡尼奥迪（1405-1456）指挥的南多白城战役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到欧洲的变化：该战役使奥斯曼帝国扩张停止了70年。然而因为一场瘟疫导致胡尼奥迪本人也丧生，所以他未能在获胜之后率 领军团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东罗马帝国，也未能将戴头巾的人们从欧洲完全驱逐(Surjányi，2020）。

在分析匈牙利历史事件的时候，不能略过在1848-1849年之间发生的自由战争中起到作用的霍乱疫情。匈牙利在1831年已经遭遇过一次的霍乱疫情， 在1848年再次肆虐于佩斯市中， 1849年的第二波已经开始侵袭匈牙利国防军队士兵的生命。该疫情导致匈牙利自由战争时期，母国大本营的士气低落(Mádai，1985）。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匈牙利也流行的霍乱疫情，导致1851年开始为了防治疫 情，开始举办健康防护大会。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170年过后，在巴黎的医生和外交家们第一次关于在贸易和国际人员流动中实 施的防疫措施进行谈判。因为此时还不了解流行疾病的真正原因，所以很多时间都在争吵中度过。在世纪转折点在医学领域当中，卡洛斯·芬磊（Carlos Finlay)(1833-1915）古巴流行病专家发现了黄热病的病因，日本的北里柴三郎（1853- 1931），瑞士的叶欣（1863-1943）也推动了寻找鼠疫病原的工作，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1902年国际公共健康局公布了第一版本的流行病时期交通相关应对措施规 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1948年建立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目的 是帮助解决全球性世界健康问题，也就是其条文是为了防护整个人类而诞生的。1951年通过了国际上有效的规则，规定在疫情发生后，包括鼠疫、霍乱、 黄热、天花、斑疹伤寒、反复发烧，必须通报。很遗憾的是，这个规定因为国家优先考虑自家利益，担心外来人流减少，国际贸易停滞等问题，没有每次都被遵守。比如在埃塞俄比亚的1973年霍乱疫情被隐瞒，因此迟到的救援部队看到了 已经惨不忍睹的景象：身体干枯，发臭的水源，死亡的动物和皮包骨的人们，母亲还在给已经死亡的孩子喂奶。能用来支撑点滴罐头的工具，只有植物的枝干(Póczik，1982）。

1969年开始规定，有四种流行病（鼠疫，霍乱，黄热，天花）在出现之后必 须要通报。这些疾病在有所增加的客流量之下，仍然对旅行者造成很大的威胁。在第107条规定上，表明船只、飞机必须进行消毒工作，并对疫苗也作出了规 定。流感作为可能的危险来源，只有在附录当中做出了提醒，在2012-2013年的 新规定当中也没有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加强。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对可能扩散的流感种类进行调查，并以此为据制定那一年的疫苗。2019年重点关注的有4种 传染性疾病，其中特别重视霍乱，并关注了艾滋病和肺结核的问题。新冠病毒的突然袭击和风速般的扩散到世界规模在2020年开启了世界卫生组织运作的新篇章(World Health，1971）。

全球化世界的人们在西班牙流感之后的100年时间里对世界性传染病开始松 懈。我们与季节性流感一起共存，并通过疫苗来减少感染的程度。卡穆斯世界闻名的长篇小说，《鼠疫》到现在为止都在书架上裹着一层灰尘，只有在我们遭遇到新冠病毒的时候才将其拿下。我们现在才发现，小说中的故事，其实是所有过去和将来疫病的剧本。卡穆斯的灵感来自于中世纪的流行病抗争，但同时也预测了现在的情景。2020年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想卡穆斯写的那像。最初的报道被人们认为是流行病学家的胡乱猜想，日常生活者的人们不会重视。来自其他国家的早期报道之后，各国政府大部分都会进行一些面子工程。医生数量过少，没有合适的装备。卡穆斯也写到了后续情节。世界将会进入休息状态，人们一开始对这样的假期感到庆幸，但很快就会被受监禁的感觉所替换。几周之后就会出现恐慌，孤独的感觉，最后甚至出现极限生存的感受（Mészáros，1973）。关于在这之后会怎么样，卡穆斯也无法回答。

对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在匈牙利也闻名的意大利作家保罗·吉奥达诺在近日出版的书籍总结道：“我不害怕自己生病的话，那么我怕什么呢？我怕疫病的后果，我怕的是我们发现，我所熟知的文明建设只是纸牌屋。我害怕被清零，但也怕相反的事件发生：这些恐惧都没能带来改变”（Giordano，2020）。

总结我们过去的历史教训，应该提出一个问题：这次疫情到底是让人类的命运更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帮助本次疫情快速传播的全球化，也就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起源为西班牙流感的全球化²⁰，是否会由2020年开始的世界大流行的病毒 送上它的安魂曲？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移民和疫情有相互的加强作用。新冠病毒之后将会出现新的生活，其中也包括现代化的人流迁徙。可能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会变得更加有价值，我们曾经一度面临毁灭家园会走向前列，并加强国界的重要性(Zybertowitz，2020）。未来肯定是数字化的时代，其后果可能是负面的：最大的 输家是语言，话语，通过词汇传达的情感。另一个负面效果也可能是虚拟世界和接触会逐渐代替真人之间的社交接触。卡穆斯虽然在其写书的时代里无法预见现今的状态，还是给出了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将来时期的建议。其中包括，我们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并将其目的放在优先地位，同时还注意到我们是群居动物这一点， 也就是自我意识和群居动物之间需要相互匹配。我们要珍惜现有的东西：家庭，健康，生存安全。我们也要牢记一点，用比较形象化的方式描述的话（鼠疫同时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导火索），那就是“所有人都带着一种瘟疫……我们要不断自我监督，不要在不经意间将感染呼吸到别人的脸上”（Inkei，2020）。

这一点马道奇也做出了提醒，在《人类的悲剧》第七场，背景为罗马的剧本中，当死在鼠疫中的死尸棺材被抬入时，路西法对西帕说：“拥抱他，并从他口中能够将银币偷走”²¹ 彼得使徒从为死者送行的人群中走出，并朝正在亲吻死尸的人喊道：“停下，你真在将死亡疾病吸入自己的身体里！”并转向人群说道： “你这群无能的人！—懦弱的一代人......如果疾病在敲你的门.......你将懦弱的无助的死去. 看吧，朝周围看看，城市正在凋零，野蛮的外来人民正在刮走你们的镀金，秩序正在崩塌. 抢劫，杀戮在平和的居民当中横行无阻，之后将是淡淡的忧虑和恐惧. 醉醺醺的人，你们无法开始朗诵宣言，唤醒你们心灵的深处吗？那样只会浪费这份鼓舞的作用”（Madách，1956年,第91-92页）。

安德雷·兹波特维兹，当代社会学家用“九个提醒”来帮助我们在疫情之后走向“更好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很多已经遗忘的概念重新进入我们的意识：责任，职责，自制，谦虚，理解，厚道（Zybertowicz，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