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评论 (中文特刊)，第16卷，2020，212-225页，DOI: 10.24307/psz.2021.0115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即使地处于世界最偏远的地方，人、企业，以及一些国家也会“相互接近”。对于高等教育体系和利益相关者也同样如此。交易成本降低是该过程的推动力之一，以及是结果。在我们的研究报告中，我们讨论东西方高等教育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与欧洲，以及匈牙利的关系。我们的理论是伴随着交易成本下降而出现的趋同性也会加剧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如学生和机构），以及劳动力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所有的这一切不仅意味着合作点的扩大等机遇，也意味着对相关者的严峻挑战。

《经济文献杂志》(JEL)编码： I21、F60、D23
关键词：高等教育 ；全球化 ；交易成本 ；中国 ；欧洲 ；匈牙利

简介

教育是一个具有国家战略重要性的部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制度的各种问题只局限于国家范围内。虽然国家政府负责制定教育政策，但教育机构大多是由政府（地方或中央政府）机构维持和资助，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以及国际行动者对国家教育系统内的进程也具有重大影响。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尤其是与其他教育子系统相比）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高等教育，如今只能在全球范围中进行诠释。例如，教师、学生和知识的国际流动，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为其提供便利的框架系统创建，世界经济的连锁效应，国外模式的“效仿”（Veres，2010年），甚至高素质人才的移民或人才流失（brain drain）现象（Golovics，2019a)。因此，高等教育及其利益相关者受到民族国家、制度、 组织甚至个人层面的外部（来自国家系统之外）影响。日益增长的全球依赖性系统“技术兼体制”基础是消除互动和交易的障碍，以及因此加剧的竞争。

我们的研究重点是高等教育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特别关注东西方，尤其是中国、欧洲和匈牙利高等教育，以及与其相关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接洽。所涉领域都以不同程度的强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但考虑到必要性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趋势显示明显增加（图1）。

全球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基本要素是全球空间中相互依存系统的扩大（Szentes，2002）。根据塞凯伊 - 多比（Székely-Doby，2007年，第287页） 对全球化最简单的定义是“市场的日益一体化和统一化”。在我们看来，降低交易成本也是这种整合和统一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和结果（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无疑可能增长）。

全球化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多方面关系及某些部分在专业文献中已钻研过。代利- 格劳伊及其他（Deli-Gray等人，2010）和沃伊劳（Vaira，2004）重点研究了全球化对高校组织运作和营销策略的影响，罗洪齐（Rohonczi，2012）则回顾了全球化进程 中高等教育竞争力的问题，而盖尔沃伊和特劳乌特蒙（Gervai、Trautmann,2014） 遵循这两个因素，对于价值观的变化和转移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本研究中，我们的核心研究是交易成本下降的结果。我们讨论因此而加剧的各种竞争，以及国家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根据菲吕博顿和瑞赫特（Furubotn、Richter，2005）的观点，交易成本的概念是指社会经济生活运行和组织各种交易的成本。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所说，它们给社会交往系统带来了一种“摩擦”。我们在研 究中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些“摩擦”成本大多被降低，这对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下面，我们将总结通过技术发展以及全球化和国际一体化的进程降低交易成本的表现形式。之后，我们将讨论这些趋势如何促使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们之间的竞争加剧。在研究报告的最后，我们对结论进行了总结，并作了简要前景概述。

交易成本的减少

技术变革和文化趋同

全球化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是信息及通信技术（ICT）的革命和迅速发展。这不仅可以使生产和服务本身在许多情况下重新起步，而且还有助从新组织，从而使相关的互动（沟通和交易过程）更容易（更快、更便宜）。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信息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使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降低（Hámori，2013）。

信息及通信技术（ICT）实际上是计算机（作为硬件）、应用软件（作为软件）和互联网（作为网络）的融合，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而这一切的发展，使全球的交流变得更加简单和无成本。在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因特 网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图2）。虽然在千禧年之交时互联网普及率在西方也较 低，然而到2017-2018年，匈牙利、欧盟和美国已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是互联网用户。虽然在中国该比例只有50%多，但是发展仍然是显著的。

虽然信息及通信技术的革命使地球上最偏远地区之间的通信以及直接或间接的交易无需移动就能快速方便地进行。但是随着世界交通运输的发展，国际流动的成本已大大的降低。例如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时，也可以被理解为交易成本。这些是交通或旅行的直接成本（如票价）、机会成本（如旅行时间）等，但鉴于上述，需要强调的是，所有与其规划相关的活动（定位、搜索、比较、沟通） 也变得更加容易（例如与运输相关，请查阅胡姆迈尔什（Hummels，2007）。¹

部分是由于上述原因，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结果和条件），也是文化的趋同，这也有助于促进国际交流，进而促进合作。除此之外，外语技能扩展和英语变为全球语言也是为此的一个主要推动力（Crystal，2012）。在欧盟成 员国（不包括英国和爱尔兰）内，2018年95%的高中生学习英语，另外还有众多 人，超过4.6万人将汉语作为外语学习（Eurostat，2020a)。而在25-64岁的人口中，64.6%的人表示他们至少会说一种外语（Eurostat，2019）。至于中国，魏和苏（Wei、Su，2012）的一项研究显示，2006年，总人口中32.9%的人曾经学习过某种外语，其中英语是最为常见。从那时起，该比率可能进一步增加。这些也都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全球范围之内的机构

根据诺斯（North）的理论，机构的核心功能之一是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 在社会、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全球化背景下看到这种跨国家机构的发展。其中有时建立新的结构，有时拆除现有的壁垒，而且根据诺斯（North）理论，其目的是促进信息，生产要素，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并使互动更顺利。

欧洲处于国家间国际一体化的前沿 ，这也是经济利益的高度驱动 (Gilpin，2001）。举例说，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欧盟， 以及成员范围更广的，以高等教育为重点的欧洲高等教育区。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影响如此之大的国际机构，但是某些结构无疑对于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产生了巨大的、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其中包括全球框架中的不同区域，² 如欧洲资格认证框架系统（EQF）和国际教育分类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简称：ISCED）。欧洲资格认证框架系统根据毕业技能对资格进行等级评定，于是就可以对欧盟成员国资格进行国际比较（Veres，2015）。国际教育分类标准是一个形成一致的统计系统的方法 论，它提供了一个连贯一致的统计系统，使人们能够描述、比较和分析每个国家长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而产生不同结构的国家教育系统的结构。这项研究是根据三种独立的变量，即基于教育和培训的不同程度、时间和专业领域进行的(Forgács，2009）。欧洲资格认证框架系统、欧盟成员国资格认证框架系统和 国际教育分类标准的关系可以描述为：通过资格认证框架系统可以鉴定每个成员国可获得的资格认，而国际教育分类标准则可以用来鉴定提供这些资格的教育机构。

教育体系的框架系统亦是终身学习的框架系统。这是因为培训和毕业的重叠层面也是一种节省成本的工具，用于个人终身“建设”的转型和交易成本。例如，成人学习的目的可以是“现代化”一定程度的知识或提高资格水平、获得新的资格等，而通过先前的学习评估（Prior Learning Assessment，简称：PLA） 以及接受以往学历来节省大量费用（Veres，2015）。该原则适用于区域和全球 空间在横向和垂直的“流动”情况下，并且还考虑到在每个国家系统中获得欧洲资格认证框架系统资格与国际教育分类标准的机构类型之间的联系。在终身学习的过程中，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指导系统也负有巨大的责任，要为潜在的参与者提供正确的信息、协助指导和决策。

除框架系统外，高等教育排名也有助于提高培训机构的可比性。这些虽然在侧重点、数据使用、测算方法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例如见：Temesi，2011）， 但是最基本的目的却相同：按照一套指标体系对高等教育系统或其机构的绩效进行衡量和排名。该结果并不绝对，也不应一概而论。就像每所高等教育机构的首要任务不同，负责不同专业的业务，因此不同的排名也对不同的指标进行了优先排序，这使得它们在比较相同的“类别”和时势最有用。在机构排名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简称：ARWU），另称为上海排名（Shanghai Ranking），是由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所设。自2003年以来一直保持在最具影响力的排名中（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和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齐名）。

虽然这些排名经常受到批评（例如见：Hrubos，2014），但是也为消费者(潜在的学生、雇主）和供应方面的参与者（机构、其雇员、业主），以及为负责制定教育政策的政府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由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有利于减轻定向，从而降低成本，同时在合作和竞争的国际环境中还具有影响力。

综上所述，全球化进程的包括一些本身也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现象。在下一章中，我们还概述这一切对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的影响。

全球空间竞争的加剧

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自然人（学生、教师等)还是组织（培训机构、雇主、政府机构等），都可以像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其他参与者一样相互影响：他们可以竞争，也可以交易。在这些交易主要包括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机构与学生之间的以及机构与雇主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但是，很显然，在交易的双方，由于参与者的多重性，因此参与交易者之间可能存在竞争。该竞争形势有相当一部分也已经转移到了国际空间，通过前面所说的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它变得“摩擦较小的”，因此在利润方面也成为了相对便宜。因此，这又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进入全球化的交易空间，并在交易同一侧的使参与者之间产生更激烈的竞争。

虽然本研究报告以下各小节的重点是利益相关者的竞争，但应当强调，合作是市场经济运作的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因为要讨论的竞争情况最终以合作告终：例如，高等院校与被录取的学生或雇主与毕业生之间的合作，亦或者发生在以前作为竞争者关系的考生与对方在学习期间进行合作，甚至在毕业后， 他们可能在一个团队里合作。在此背景下，需要强调的是，不仅竞争，合作也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了重要的国际合作网络（例如，全球机构间研究和教育合作，还有不同学生组织的网络）。

申请人之间的竞争

根据上述因素，³ 近几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出国深造也成为各级教育的自然现象。为了争夺更好的位置（包括声望较高、教育质量较好的机构提供的培训），竞争已经跨越了国家的边界，其结果对潜在的学生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他们发现自己在进入理想的机构或培训时，面临着更多的竞争者。因此，仅仅在一个国家作 “最优秀学生”已经不够了，因为在以前没有出现过竞争对手的，其他国家的“最优秀学生”可能已出现在赛道上。不过， 他们也可以步入国际“生涯”，在那里，他们甚至可能会面对事实：在那里，他们已经可一定是“最优秀”了。

按照数据显示，所有这些都已实现。欧盟成员国高等教育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其中包括亚裔和中国人（欧盟平均水平分别为了9.9、2.3和0.5）（Eurostat，2020b）。因而，2017年，在欧盟的亚裔和中国学生人数分别超过48.6万人和15万人（不包括荷兰和德国、荷兰和斯洛文尼亚的数据）(Eurostat，2020c）。同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掌握的数据（2020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在新千年稳步增长，在2012年已达到了近8.9万人（图3、）。

确实，增加这类国际流动有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刺激学习的成果，但也可能会导致一些人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后者的可能性可以大大降低，因为现在有交易费用较低的、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为现有需求创造供应。然而，国际一级的竞争不仅是为了形成更好的机构，同时也是为了寻求更有利的筹资形式。对于绝大多数申请人来说，培训和生活费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负担可以由另一方（高等教育机构、地方或中央政府或其他组织）部分或全部承接。⁴ 在这场竞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是，在什么标准和条件下，申请人可以赢得最好的（主要是以奖学金形式的）资助。而在国际范围内，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相关规定是如何设计到外国申请人的。需要强调的是，匈牙利等一些国家专门为外国公民提供高等教育奖学金。匈牙利奖学金项目（Stipendium Hungaricum）于2015年启动，目的是通过匈牙利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加强对外关系，促进其质量发展和增加文化多样性。该奖学金专门针对亚洲、南美和某些非洲国家的公民。2015年至2020年期间，有2.7万多名学生受益于该奖学金。其中第二多的留学生来自中国。共有1904名亚洲留学生来到匈牙利高等教育(Tempus公共基金会，2020年）。

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

不仅是申请人会争取以最好的资助形式进入最好的校园，而且高等院校也希望在“自家校园内”有最优秀的学生。这其中既有专业原因（更高的教育标准、更好的专业成绩、更高的声望等），又有经济原因（学费和来自外部的，按照人头资助的资金来源）。大学也能够以比以前更低的交易成本继续这种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提供大量奖学金的大学方能获得最优秀的学生。

与此相关的是各院校为了获得各种来源的竞争也很激烈，目前已经延伸到国际平台上。如上所述，一方面，经费可以由来自于被录取学生的学费或第三方资助（按人头计算的公共经费、学费等）。然而，对于众多具有行业特征的大学而言，获得研究资源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资源可能来自于政府、非营利和企业部门，并且为争夺这些资源的竞争也在国际平台上展开。

除上述情况以外，高等教育机构还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具有最高能力水平的雇员（讲师、研究人员以及服务于教学和研究的人员等)。除去自身的机构特点外，它们在相同层面的竞争力还受到国家工资水平的巨大影响。如由其他参与者(地方和中央政府、其他组织、社区等）承接薪资和其他特殊额外费用，这将对相关机构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上文详述的全球化趋势也导致了这一领域的竞争加剧，包括优质劳动力的“可见性”、联络成本和语言使用等问题（考虑到英语的普及和培训项目的“英语化”过程)。各种制度化的选择（教师和研究人员申请）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以为其他负担提供资金，从而推动这一过程。这一切都体现在教师和研究人员流动性增加，高校教职工国籍构成的多元化。在此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2017年，德国高等院校的学术人员中 有12%来自国外（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2020a），其中有2781名来自中国(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2020b）。

综上所述，所有讨论的过程，由于竞争的一般特征，在绩效和创新能力方面都将对高校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竞争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上述情况也可能会导致表现较弱的落败和衰退。从质量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是积极的。但是，由于国家和院校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如预算限制），以及不同高校的不同作用和本地的独特功能，并不一定是那些质量较低的高校被排除，因此地方利益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后者将可能给相关社区带来负面社会和宏观经济影响。

还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竞争能激励高等教育机构取得质量方面的进步，亦能展现在提高排名上。由此可见，各机构在排名上也存在着间接竞争。如果一些大学以直接竞争、排名上升为目标，这将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不自然的发展轨迹。此外，需要提到的一个负面因素是，排名不仅是作为指标，而且对其他竞争维度可到达的地位也有影响力。因此，即便是一个微小的变化也将引发正反馈机制的累积因果过程，其结果是排名所显示的结果可能与真实的表现有很大的偏差。考察这些排名，可以明显看出核心位置是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主导。在上海排名（Shanghai Ranking）榜单中，前十所大学中8所在美国，2所在英国。在中国的大学中，清华大学位于最负盛名的地方（第29名），另外5所中国 大学进入前100名。匈牙利大学只能排名到最好的601-700之间。

最后，我们想提醒大家注意到，虽然我们通过上述过程来说明交易成本的降低，但参与上述层面的国际竞争也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交易）成本。事实上， 进入全球空间本身就需要新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在以前的经营中是不存在的。这些费用可能包括国际营销的费用、组织负责招生的机构关系的负担，以及机构教育和行政程序的多语种化。⁵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从我们研究报告中所讨论的现象可以看出，在降低交易成本背景下，毕业生现在在国际平台上为工资更高、工作条件更好的工作单位竞争。对于个人而言， 这将提供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对手。⁶ 如果毕业生所在的教育机构比其他的竞争者更有声望、能有效地展示自己的能力、他的国家有足够透明的资格认证制度，而且有承接部分（交易）费用的协助移民的机构，那么毕业生的机会就会增加。虽然降低出国工作流动成本可以增加参与竞争的机会，然而这些成本对于劳动者而言可能仍然是高额的，这些该与移民的超额回报（通常是更高的工资）形成对比（Golovics，2019b）。在这方面，世界不同地区、不同 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和收入条件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图4、显示了与我们研究相 关的国家的情况，使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数据作为代用数据。关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国际劳动力流动的自然导火索，如果最优秀的学生和高技能人员离开（人才外流），这反过来又会给输出国造成严重损失（Golovics，2019a)。

人才流失不仅会通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和用于培养他们的社会资源流失(Golovics，2019a），也会间接通过大学工作人员的出国影响到高等教育。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对于劳动者而言，空间也扩大了，出国工作的机会变得更加透明和容易获得。因此，为留住最优秀的劳动者会给院校带来额外的成本。这就为员工，在原则上业绩相同的情况下提供明显不同的（收入和其他）得益机会。这可能会使潜在效益较低的高等院校（往往是整个国家）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要么失去最优秀的工作人员，要么超出支付能力提供高薪。虽然这种现象主要与学术人员相关，但服务背景的关键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重要性也需要强调。上文讨论的人才外流问题对新兴国家的影响最大。在经济赶上发达国家的基 础是竞争力，其中高等教育是一个动态的战略因素。因此，有关国家必须尽快使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培训质量和适应性、培训条件等方面具有竞争力。然而，仅仅是在国内留住和吸引人才是不够的。留住甚至吸引最优秀的毕业生，进而参与人才外流竞争，似乎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必要的“强制”要求。为此，必须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但是通过政策手段直接提高工资水平在市场经济中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实现。

最后，但是同样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机构以不同的方式间接受到了劳动力市场发展进程的影响。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毕业生的“质量”也在争夺获得雇主的认可。根据以往对毕业生的经验，雇人单位一般都会对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毕业生有坚定的意见，甚至可以明确地坚持雇佣某所院校圈子里的毕业生。高等教育机构的声望会在特定的雇主群体中引起积极的反馈，也会提高其在上述竞争维度中的机会。雇主的认可可以体现在更高的就业率、更高的薪酬、其他劳动条件上，还可以体现在与院校之间持久的、理念上的、实际的，或物质上的利益（联合教育科研项目、奖学金等）。一所机构的毕业生在全球的竞争力会带来一些额外的优势（如校友），这也间接提高该机构作为一个积极反馈的潜力。

总结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回顾了高等教育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东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融合。在此范围内，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中国、欧洲，以及匈牙利。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降低交易成本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对高等教育系统利益相关者在有关方面产生直接影响。他们之间的竞争正在向全球空间转移，因此变得更加激烈和犀利。虽然我们在详细讨论这些时，侧重于竞争本身的动机，但也发现了合作领域也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层面。其表现形式包括国际进修教育、学生和教师流动力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奖学金等。这一切导致的结果使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变得更加多样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如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它们之间出现了强有力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通过全球化，除了机遇之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以及国家本身也 面临着挑战。我们重要谈到的是其中之一，即人才外流的问题。对于应对挑战的措施需要强调的是，它们可以同样决定个人、高等教育机构、国家和地区层面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机遇。根据韦赖什（Veres，2016）的研究结果，特别需要强调 的是对于新兴国家，发展高等教育是重点任务，除了本文中讨论的各个方面外， 还通过培养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实现长期增长的先决条件。

最后，就我们的主题而言，我们不能忽视在我们撰写本报告时正在发生的这一场大流行病，并且从这场大流行病中汲取教训。最为重要的是，全球化相关的相互依存制度给各国高等教育体系带来了更多的脆弱性和风险。封闭国界、医疗费用、恐惧等其它因素也会通过不断上升的交易成本使教育移民倒退。同时，我们研究报告中所强调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降低这些费用的成本（例如：通过扩大在线教育），并且克服或渡过暂时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