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拉乔尼·彼得博士(Dr. Karácsony Péter PhD)大学副教授,匈牙利罗兰大学(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成人教育研究和知识管理研究所(该邮件地址已受到反垃圾邮件插件保护。要显示它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 JavaScript。); 沃绍·拉斯洛博士(Dr. Vasa László PhD)研究教授,匈牙利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Széchenyi István University)总顾问,外交和对外经济研究所(该邮件地址已受到反垃圾邮件插件保护。要显示它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 JavaScript。)
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对世界经济,而对匈牙利经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政府采取的措施,在过去的半年多期间,匈牙利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类似所有的危机,这场危机中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小型企业。在本论文中,我们介绍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及其对匈牙利中小型企业运作的影响。779家公司参加了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的评价证实,新冠疫情对我国中小型企业的日常运作及其就业特点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冠疫情导致这些企业中产生经济困难、对他们提供的服务/产品的需求有所下降,因此政府的援助等其他措施至关重要。
蔓延全世界的新冠疫情迫使匈牙利政府对整个匈牙利实施限制。为了放缓病毒的传播而规定,在公共场所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至少1.5米距离,不允许参加公共活动,并且必须佩戴遮盖嘴和鼻子的口罩。此外,还实行了涉及到国内市场的限制、一些涉及到国际性跨界旅行的规定,如自2020年9月1日后, 外国公民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才允许入境,以防止病毒从国外输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于2020年3月18 日宣布涉及国内企业的第一批经济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个人和企业所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偿还义务一直暂停到年底,而且在小纳税人(KATA)企业中受影响最大的企业将获得临时免税政策。此外,在旅游业、酒店饮食业、表演艺术和体育服务等处于严重困难的部门,可以申请保留就业岗位的补助金,而且将企业对工人的部分负担由国家承接。后期政府决定维持经济保护措施,即之前采取的措施从2021年1月1日起再次延长六个月。经济保护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保留就业,以及保护员工和家庭的生活水平。
据我们迄今为止的经验,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影响就是针对就业:国内许多岗位已终止,导致众多人失去工作。中小型企业在匈牙利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三分之二以上的员工就是中小型企业雇用的,而且其生产力占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由于其灵活性和反应能力,中小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潜力。根据匈牙利中央统计局(KSH)的数据, 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匈牙利有70多万家中小型企业,雇用了近200万人, 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占53%。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近80%)从事服务业,主要是贸易、酒店餐饮、车辆维修和科学技术活动。本文旨在研究新冠疫情对匈牙利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并且介绍受访企业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措施。
近几十年来,全球商业环境特征为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近几十年来影响和急剧改变全球商业环境的最重要事件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起源于美国的危机中,许多大公司破产或被迫与竞争者合并。西欧银行也受到危机的重创,并通过美国经济的衰退影响了全球经济(Allen、Carletti,2010)。新冠疫情危机在当代历史上是新的,我们从未见过对经济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健康危机(Bartik等人,2020;Tokic,2020)。中小型企业是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而言,所有全球经济危机都很严重(Syed Zwick、 Syed,2016)。据经合组织(OECD) 的预测,自由流动的限制可能导致产量和消费者信心下降。新冠疫情控制而限制外国人入境后,首先影响了酒店饮食业和旅游业。与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危机不同,新冠疫情带来了供需冲击。政府措施导致大约3亿全职员工失业或减少工作时间或降低工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琳娜·乔治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称,新冠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经济危机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糟糕,更前所未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调查,新冠疫情危机将对劳动力市场趋势产生深的远影响:工作单位数量将大幅下降(导致失业率上升,就业人数降低)、工作质量恶化、对劳动力市场上较脆弱群体(如残疾人)的负面影响将加大。
在危机期间,各组织作为有效的危机管理工具的第一步,将成本降低,(ILO,2011年)。在世界发达地区, 最贵的生产成本是劳动力本身,所以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将是重新考虑员工人数,缩短工作时间,并且暂时停止招聘( Vasa、Mendelényi, 2010; Lindley,2020)。此外,由于员工生病或不得不照顾亲属而在危机期间需要呆在家里,所以企业可用的劳动力也减少。中小型企业收入的急剧下降对其运营能力产生严重影响,并且可能导致严重的流动性问题(Sokil等人, 2018) 。消费者也遭受收入损失, 而且由于担心染上病毒和未来不知点的增加,他们也减少日常消费。这同样导致中小型企业的主要消费群体减少,从而最终导致中小型企业的财务问题突出呈现( Lentner等人, 2020)。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小型企业比跨国公司更容易受到“社交距离” 的影响。另一个问题是,中小型企业的财务状况很紧张、资金储备较少、而且这些公司获得外部融资的机会(例如银行贷款)很有限(Lentner等人, 2019)。在危机期间,银行更不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信贷,这样进一步增加对这些公司的压力(Belás等人, 2014)。
世界各国采取许多措施,以减轻疫情对企业的经济影响。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推出支持贷款措施,便利货币条件,并且使商业银行更容易向中小型企业贷款。麦基宾(McKibbin) 和费尔南多(Fernando)(2020年) 在他们的书中呼吁经济经营者之间的全球合作,以重新启动经济发展。新冠疫情的蔓延也迫使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来控制这一传染病。各国都实行边界控制和封锁政策,以及社交限制政策,而且这些措施都证明在防控疫情方面很有作用( Czech等人, 2020)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快达成减少疫情对全球经济效率的影响,为了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全球建设性的共识。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匈牙利中小型企业评估新冠疫情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我们采用了结构化问卷调查,根据公司员工人数和年净营业额来收集数据,而且参与的企业须在匈牙利西部,多瑙河以西地区连续运营至少 5 年。多瑙河以西地区是匈牙利第三发达地区。据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1.3%。其中杰尔-莫雄-肖普郎州(Győr-Moson- Sopron,67%的受访企业来自这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1.8%,这仅次于首都布达佩斯的指标( KSH, 2020a)。2019年,在多瑙河以西地区注册经营的企业数量为189 764家,其中90%以上是中小型企业(KSH,2020b)。
我们使用以前调查的数据库,通过方便抽样方式选择了受访者。这是因为与其他采样方法相比,这个方法更快,更容易执行。我们将问卷在2020年5月和9月份之间,以可在线填写的形式发送给中小型企业。最终收到了779家中小型企业采纳的答复。就问卷结构而言,既包含开放式,又包含封闭式和李克特(Likert)式问题。初步研究假设是,新冠疫情危机对匈牙利中小型企业的运行和就业情况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假设基于专业文献。据其,任何危机都对中小型企业产生多倍的负面影响(Golovanov、Kulikova,2014)。
这项调查主要是小型企业参与的,也就说,612家小型和167家中型企业发回可评估的调查问卷。小型企业是指员工总数少于50人,且年净营业额或资产负债表总额不超过1000万欧元的企业。在调查时,大多数受访者从事零售, 旅游或酒店餐饮业。受访者当中数量最少的是机械、计算和电信公司(图 1、)。对于新冠疫情危机如何影响企业这个一般性问题,大多数受访者选择了负面影响(75%),而5%受访者选择“没有发生任何变化”,3%选择“发生了正面影响”。这些答案表明,疫情对匈牙利中小型企业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影响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日常业务。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疫情对企业造成的最常见的负面影响是哪些。在负面影响当中,最主要的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下降(39%)、就业人数变化(24%)、财务问题的出现(16%)、供应链问题(采购原材料,生产资产更难)(12%)以及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价格下降(6%)。国际文献也证实了所取得的成果,据此,危机期间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下降是最严重的负面影响(Ollivaud、Schellnus,2015;Puti- lov、Kudeshova,2016;Gul,2014), 这给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带来流动资金问题。疫情的另一个典型经济影响是供应链中的问题。值得纵观受访公司为减轻危机的负面影响而不得不采取的主要危机管理措施(图2、)。图中的数据显示,约64%的受访企业被迫采取财务紧缩措施或修订与合作伙伴订立的合同、解雇部分员工或者融入外部资金。5%的受访企业不得不终止业务并清算业务。
我们从文献和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的报告知道,新冠疫情危机给就业带来了巨大打击。为了减轻损失,企业必须迅速做出反应,重新思考传统的就业形式。新冠疫情危机导致非典型就业形式在我国也突然和迅速普及。结果表明,匈牙利的非典型就业形式符合国际潮流,又相当普及,居家就业和兼职就业成为了两个最主要的就业形式。然而,事实就是,由于危机,中小型企业被迫解雇大部分租赁的人才或以服务合同雇佣的人才,因此新冠疫情危机的主要失败者是这样雇用的人,因为有关企业在法律上更容易解雇他们。非典型就业形式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有其他好处。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调查了受访企业如何看待这些(在许多情况下,以确保企业生存而被迫引进的)就业形式。
调查显示,引入非典型就业形式的好处和坏处都出现了,受访的中小型企业领导人都突出提到非典型就业形式的灵活性是一个明显的优势,而缺点则是缺乏管理层的控制和专业关系的薄弱。后者与人际交往关系放松有着密切关系。当被问及在疫情过后是否要维持所引入的非典型就业形式时,大多数受访者(76%)回答是。我们认为,国内企业在竭尽全力解雇尽可能少的人,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在经济复苏后不能雇佣足够的员工,他们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根据所收到的答复,受访企业认为,政府启动的经济保护行动计划总体上是积极的。
最有效的行动计划。大部分受访者希望政府通过减税或暂停税收来帮助中小型企业,而就业类补助金对于没有解雇员工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也符合世界主要组织的意见,即各国政府应暂时承接部分工资成本,从而挽救就业。就有效性而言,在政府的行动计划举措中,培训补助和减少强制性行政负担获得的分数最少,可能是因为这些对受访中小型企业在应对危机中的帮助较小。
接下来,我们对匈牙利及其北部邻国斯洛伐克的情况进行概述和比较。尽管斯洛伐克对新冠疫情(COVID-19)爆发后的反应迅速,但其经济影响却十分严重,导致2020年第一季度GDP下降3.9%(这是欧洲最大的衰退之一), 而失业率增加了2%。斯洛伐克最初的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和大学、重新实行边境管制、对从国外回国的斯洛伐克国民实行强制隔离,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并且禁止国际长途客车,列车和航空客运。所采取措施的总体效果良好, 成功使感染和每日死亡人数保持在较低水平。同时,最初的措施并未能成功减轻经济损失。如果我们比较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失业率近期的变化,可以看出,匈牙利在1月份和5月份之间的负面变化仅1% ,而在本报告研究的期间,斯洛伐克的失业率提高近3%。两国在夏末秋初都取得了改善,这时候,两国政府措施的积极影响呈现了(图3 、) 。与匈牙利相比,斯洛伐克相对较晚, 在夏末才开始推出员工津贴,这对于使许多人在危机中也保留就业是很重要的。斯洛伐克政府向不得不继续停业的公司支付员工工资的80%,并根据其他公司的营业额下降情况提供援助(每月下跌20%以上的情况下,按每个员工每月支付270欧元,而下跌超过80%的情况下支付810欧元)。此外,还采取了进一步的就业保障措施,被隔离的员工和护理家属的父母,在隔离和护理期间始终享受税前工资的55%,在营业额下降幅度超过40%时,可延迟支付雇主供款,以及在营业额下降幅度超过40%时,延迟预支预提所得税。由于首次确定金额较少,所以斯洛伐克政府决定从9月起增加员工津贴,据此,人均援助额可达到每名员工工资的80%, 最高可达每月1100欧元。就业务恢复的预期时间而言,受访的匈牙利中小企业领导人认为,最有可能的是6个月到1 年(72%),其次是3到6个月(19%),而只有9%的受访者选择最积极的答案(在3个月内)。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家认为,危机后复苏是在中长期才能实现的。这与认为2021年是业务复苏的可能时间的专家的观点(Dolbneva,2020)基本上一致。
我们的研究表明,必须通过加强中小型企业来加强国民经济,这些企业是当地经济的引擎,也是最大的雇主团队。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关于大多数匈牙利中小型企业正面临着疫情负面影响的消息。疫情原因,有助于受访国内中小型企业减轻危机损害的非典型就业形式广泛普及。受访企业领导认为,非典型就业形式既有好处,又有坏处,但由于好处占多数, 所以国内公司在疫情危机过后也很可能继续适用这些新就业形式。根据受访公司,政府的措施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措施,他们就无法长期生存。然而,我们认为,无论危机如何,都必须加强和提高中小型企业的经济实力及其管理者主要是在财务、生产和管理领域的意识。
参考文献
Ahmad, T.–Hui, J.(2020): One Health Approach and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Human Vac- 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 16(4):931–932,
https://doi.org/10.1080/21645515.2020.1732168. T·啊哈默德、J 惠(2020年)《2019 年一种健康方法与冠状病毒疾病》发表于《人类疫苗与免疫疗法》16(4):931-932
Allen, F. – Carletti, E. (2010): An Overview of the Crisi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Solu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10(1):1–26,
https://doi.org/10.1111/j.1468-2443.2009.01103.x. F·艾伦、E·卡莱蒂(2010年)《危机概述:原因,后果和解决方案》发表于《国际金融评论》10(1):1-26
Bartik, A. W. – Bertrand, M. – Cullen, Z.– Glaeser, E. L. – Luca, M. – Stanton, C.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mall Business Outcomes and Expect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30):17656–17666,
https://doi.org/10.1073/pnas.2006991117. A·W·鲍尔蒂克、M·伯特兰、Z·卡伦、E·L·格莱泽 M· 卢卡、C·斯丹顿(2020年)《COVID-19对小型企业成果和期望的影响》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17(30):17656–17666
Belás, J. – Bartoš, P. – Habánik, J. – Novák, P. (2014): Significant Attribute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7(3):22–39,
https://doi.org/10.14254/2071-789X.2014/7-3/2. J·贝拉什、P·鲍尔托什、J·豪巴尼克、P·诺瓦克(2014年)《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的重要属性》发表于《经济和社会学》7(3):22-39
Czech, K. – Wielechowski, M. – Kotyza, P.– Benešová, I. – Laputková, A. (2020): Shaking Stability: COVID-19 Impact on the Visegrad Group Countries’ Financial Markets. Sustainability, 12(15):1–18. K· 捷克、M·维莱乔夫斯基、P·克蒂扎、I·贝内索沃、A·拉普特科娃(2020年)《震动稳定性:COVID-19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影响》发表于《可持续发展》12(15):1-18
Drever, M. – Hutchinson, P. (2007): Industry differences i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liquidity of Australia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Small Enterprise Research, 15(1):60–76,
https://doi.org/10.1080/13215906.2007.11005832. M.·德雷弗、P 哈钦森(2007年)《行业差异决定了澳大利亚中小企业的流动性》发表于《小型企业研究》15(1):60-76
Dubey, A. D. – Tripathi, S. (2020): Analysing the Sentiments towards Work-From-Home Experience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8(1),
https://doi.org/10.24840/2183-0606_008.001_0003. A D 迪贝、S·特利帕蒂( 2020年)《分析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在家工作的情感》发表于《创新管理杂志》8(1)
Geller, C. – Varbanov, M. – Duval, R. (2012): Human Coronaviruses: Insights into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ntiseptic Strategies.
Viruses, 4(11):3044– 3068,
https://doi.org/10.3390/v4113044. C·盖雷尔、M· 沃尔巴诺夫、R· 杜瓦尔(2012年)《人类冠状病毒:对环境的抗性及其对新型抗菌策略发展的影响的见解》发表于《病毒》4(11):3044-3068
Golovanov, P. V. – Kulikova, A. N. (2014): Crisis Management Based on Integration of the Budget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5):72– 80,
https://doi.org/10.17747/2078-8886-2013-5-80-85. P·V·戈勒瓦诺夫、A·N·库利科娃(2014年)《基于预算和质量管理系统集成的危机管理》发表于《有效的危机管理》(5):72-80
Gul, K. (2014): The Effect of Global Economic Crisis on Turkish Tourism Demand and a Review for the Period 2003- 2013.
Journal of World Economic Research, 3(6):22–32,
https://doi.org/10.11648/j.jwer.s.2014030601.14. K·居尔(2014年)《全球经济危机对土耳其旅游需求的影响及2003-2013年回顾》发表于《世界经济研究杂志》3(6):22-32
ILO (2011):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 Jobs Crisi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7–48. ILO(2011年)《经济大萧条和就业危机》联合国,纽约,第27–48页
Lentner, Cs. – Vasa, L. – Kolozsi, P. – Zéman, Z. (2019): New Dimensions of Internal Controls in Banking after the GFC.
Economic Annals-XXI, 176(3–4):38–48,
https://doi.org/10.21003/ea.V176-04. Cs·伦特奈尔、L·沃绍、P·克罗日、Z·泽曼(201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银行内部控制的新维度》发表于《经济年鉴二十一》176(3–4):38-48
Lentner, Cs. – Vasa, L. – Hegedűs, Sz. (2020): The Assessment of Financial Risks of Municipally Owned Public Utility Companies in Hungary Between 2009 and 2018.
Montenegrin Journal of Economics, 16(4):29–41,
https://doi.org/10.14254/1800-5845/2020.16-4.3. Cs· 伦特奈尔、L·沃绍、Sz·海盖迪什(2020年)《2009年至2018年间匈牙利市政公用事业公司的财务风险评估》发表于《黑山经济学杂志》16(4):29-41
Lindley, D. (2020): Work Better from Hom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Quarantine.
The Major Gifts Report, 22(6):1–10,
https://doi.org/10.1002/mgr.31483. D·林德利(2020 年)《在冠状病毒隔离期间在家中更好地工作》发表于《巨额捐赠报告》22(6):1-10
McKibbin, W. – Fernando, R. (2020): The Global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19: Seven Scenarios. CEPR, London. W·麦基宾、R 费南多(2020年)《COVID-19的全球宏观经济影响:七个方案》CEPR,伦敦
Ollivaud, P. – Schwellnus, C. (2015): Does the Post-Crisis Weakness of Global Trade Solely Reflect Weak Demand?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1216,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5js1qvnff3hk-en. P·奥利瓦德、C·施韦尔努斯(2015年)《危机后全球贸易的疲软是否仅反映了需求疲软?》发表于《经合组织经济部工作文件》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不1216
Putilov, A. V. – Kudeshova, S. G. (2016): Forecasting the Dynamics of Demand for High-Tech Products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Studies on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27(6):664–668,
https://doi.org/10.1134/S1075700716060149. A·V· 皮蒂罗夫、S·G·库杰索娃(2016年)《预测工业公司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动态》发表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研究》27(6):664-668
Ratten, V. (2020): Coronavirus (Covid-19) and Entrepreneurship: Changing Life and Work Landscape
.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 32(5):503– 516,
https://doi.org/10.1080/082763312020.1790167. V·拉登(2020年)《冠状病毒(Covid-19)和创业精神:改变生活和工作环境》发表于《小型企业与企业家杂志》32(5):503-516
Shang, W. – Yang, Y. – Rao, Y. – Rao, X. (2020): The Outbreak of SARS-CoV-2 Pneumonia Calls for Viral Vaccines. Vaccines, 5(1):1–3. W·商、Y·杨、Y·饶、X·饶( 2020年) 《SARS-CoV-2肺炎的爆发所求病毒疫苗》发表于《疫苗》5(1):1-3
Sokil, O. – Zhuk, V. – Vasa, L. (2018): Integral Assess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Ukraine.
Economic Annals-XXI, 170(3–4):15–21,
https://doi.org/10.21003/ea.V170-03. O· 索基尔、V·竹克、L 沃绍(2018年)《乌克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估》发表于《经济年鉴二十一》170(3-4):15-21
Syed Zwick, H. – Syed, S. A. S. (2016): The Pola- rization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the Eurozone Labour Markets: a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 lysis.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4(7):472–476,
https://doi.org/10.1080/13504851.2016.1203055. H·赛德·兹维克、S·A·S·赛德(2016年)《危机对欧元区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影响:层次聚类分析》发表于《应用经济学快报》24(7):472-476
Tokic, D. (2020):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the 2020 Coronavirus Pandemics: Historical Global-Macro Context.
Journal of Corporate Accounting & Finance, 31(3):9– 14,
https://doi.org/10.1002/jcaf.22448. D·托基奇(2020年)《2020年冠状病毒大流行的长期后果:历史全球宏观背景》发表于《企业会计与金融杂志》31(3):9-14
Vasa, L. – Mendelényi, D. (2010): Leadership Principles at a Regional Company of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Global Management Conferenc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per, 276–293. L·沃绍、D·蒙德莱尼(2010年)《跨国公司区域公司的领导原则》发表《全球管理大会:“第二届全球化、可持续性与发展年会“》第276–293页
Zhou, D. – Yang, J. – Lai, M. (2019): Input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Export Duration of Products: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7(6):1–25,
https://doi.org/10.1111/cwe.12305. D· 周、J·杨、M·赖(2019年)《投入贸易自由化与产品出口期限:来自中国的证据》发表于《中国与世界经济》27(6):1-25